是的，情报工作从来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类似邦德那样的特工电影，只是一种荧幕形象，它与真正的情报工作毫不相干，真正的情报工作可没有那么刺激和浪漫，相反，它枯燥而繁琐，还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事实上，没有多少人会喜欢这项工作的。
在莫洛托夫同志的提议中，这个新的“情报委员会”似乎可以替代维克托当初所创立的对外情报局以及对内情报局，因为它将直接领导联盟的驻外、对内情报机构，所以，政治局对情报工作的领导似乎是更加的直接了，它似乎是可以避免有人从中作梗，对政治局的领导们隐瞒什么重要的情报信息。
但事实是，不管是对内情报局，还是对外情报局，其处在最高层的核心部门，并不是局长亦或是委员会主席，而是其规模庞大的情报分析部门，他们每天所做的工作，就是从数量庞大的情报信息中，甄别出那些真实的、重要的关键性情报，然后再将他们递交上去。至于情报局的局长以及委员会的主席，他们的工作则是在情报分析部门的基础上，再对汇总上来的情报信息做最后一次甄别，最后再将那些筛选出来的情报提交到主管国家安全的中央书记处主管书记的手里。
从事实上说，这些中间环节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遮住了政治局领导层的眼睛，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幕僚们所能够接触到的情报信息，的确是情报机构希望他们看到的，毕竟那些提交上去的情报，都是经过情报部门整理和甄别出来的。
而且客观地讲，一条情报信息是否重要，是否需要给与重点关注，其在不同的情报负责人眼里，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因为在一条情报从乙方传递到甲方的时候，甲方并不知道这条情报是真是假，他只能根据已知的情报信息去做出推断。
就像卫国战争爆发之前，情报机构从日本获得的那份来自佐尔格的情报，按照当时佐尔格提供的情报，德国人将会在六月份发动对联盟的入侵。同一时间，联盟也从内务人民委员部驻柏林情报站获得了可以证明这一信息的情报：德国人正在向边境地区调拨军队。
但当时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在经过了一番分析之后，联盟情报机构忽略了这两条极为重要的情报信息，并且相信了柏林情报站传回来的另一条信息，即德国人之所以向边境地区调拨兵力，是为了搞一场军事演习，与其进攻联盟的计划无关。
归根结底，情报工作是由人来运作的一项工作，尽管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尊重事实，但在情报分析的过程中，却难免会掺杂进人的因素，因此，同一条情报所反映出来的结果，也会受到人的立场的影响，这是根本不可避免的。
这说明了什么？很显然，这就说明了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幕僚们，想要追求那种联盟情报工作不受某个人，或是某些人影响，从而使得国家安全部门不受某个人，或是某个群体所控制的状态，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莫洛托夫同志的提议，所想要实现的目标，也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可以预见的是，一旦这个“情报委员会”设立起来，并寻求摆脱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控制，那么，在缺少了委员部情报分析部门所提供的服务之后，那些海量的情报将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这个所谓的“情报委员会”压垮。换句话说，这个所谓的“情报委员会”不仅不能提高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相反，它还会造成情报的积压。
所以说，在维克托的心里，是很清楚莫洛托夫同志的这个建议并不可行的，但在斯大林同志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却犹豫了。
维克托犹豫的原因也很简单，他知道这项建议一旦获得通过，对谁的打击是最大的，他还知道，一旦这个“情报委员会”设立起来，并且在将来的运作中出现了问题，那么他这个亲历建立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优秀情报工作者”，很可能会成为解决问题的最佳人选，也就是说，这个“情报委员会”或许有机会落到他的手里。
此时的维克托并不知道，在他前世的那个时空里，联盟同样也组建了这样一个“情报委员会”，从四七年到五一年，这个部门只运转了四年时间，前后经历了两任主席，分别是莫洛托夫同志和维勒瑞安·祖林同志，而在这四年时间里，联盟的情报部门几乎就处在瘫痪的状态。
前世的维克托对苏联的情况了解不多，因此，他也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情报委员会”，曾经还真实存在过，当然，他即便是知道这一点，估计也不会把它当回事，因为从莫洛托夫同志提出的建议上就能看出来，这个机构在本身的假设上就不科学，与其说它是一个情报机构，还不如说是它是一个专门用来给情报工作捣乱的部门。
“不过什么？”斯大林同志当然不知道维克托的心里在打着什么样的小算盘，他见维克托把话说了半句，随后便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禁不住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问道。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之外，再成立这样一个情报机构的话，那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机构，显然也许进行一些重组了，”维克托抿了抿嘴唇，随即说道，“毕竟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机构职能上，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从事情报工作，不管是对内情报还是对外情报，乃至于反间谍局和意识形态保卫局的工作，也需要依托于情报机构的配合。如果情报部门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中拆分出去，那么这些与情报机构工作紧密相连的机构，也需要做出一些整改了。”
维克托的这一项提议当然是很有道理的，这就像是配送行业一样，它的正常运转主要就是依托在运输业行业上的，如果在企业转型的过程中，将配送企业下属的车队都抽走了，那么这个配送企业本身还要怎么正常运转下去？
在如今联盟的国家安全系统中，负责情报工作的就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情报机构，反间谍局也是需要依靠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再联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警力去办理案件的，单纯一个反间谍局本身，其实在人员编制上是非常小的，它并不具备独立运作的能力。
所以说，组建“情报委员会”这个提议，对库兹涅佐夫来说才会有那么大的打击，因为这等于是让他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所做的一切努力，瞬息间就白费了。
而维克托所提出来的这个“不过”，其实也是在从侧面提醒斯大林同志，要想将情报机构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抽离出去，首先还得做好一系列的配套工作，否则的话，整个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都会陷入瘫痪。
从这一点上看，其实也能体会到，维克托此刻的心态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不愿意让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这样的机构，继续掌控在库兹涅佐夫的手里了，因为这个部门会被他当做打击政敌的工具，一个搞不好，肃反扩大化的悲剧还将重演。而另一方面呢，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毕竟是维克托一手创办起来的，那是他起家的地方，凝聚了他太多的心血，现在要将它重新拆分了，维克托怎么可能会感觉舒服。
斯大林同志倒是没有想那么多，他对维克托这种站在“客观”立场上的表态，还是非常满意的。没错，斯大林同志就是有了重新拆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想法，而他的这种想法，也隐性的证明了一点，那就是他对库兹涅佐夫同志的信任，远不如其对维克托的信任。
试想一下，从组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到将其一步步发展壮大，再到最后离开这个部门，维克托总共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主席的位置上待了三年多。在这期间，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人选，一直都是空缺的，换句话说，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维克托是直接对斯大林同志负责的，他的头上除了斯大林同志之外，再没有另一个监督者了。而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同志始终没有考虑过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权限是不是太大的问题。
而随着维克托调离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同志先是将库兹涅佐夫召回莫斯科，让他接手了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等于是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头上套了个箍，随后，一年多的时间刚刚过去，库兹涅佐夫同志刚刚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形成有了有效的掌控，估计连手心还没有捂热呢，斯大林同志就迫不及待的要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拆分掉了。
这系列的运作，充分说明了斯大林同志的疑心正在变得越来越重，同时，也说明了他对库兹涅佐夫的信任度，还是要打个问号的。
在莫洛托夫同志的提议中，这个新的“情报委员会”似乎可以替代维克托当初所创立的对外情报局以及对内情报局，因为它将直接领导联盟的驻外、对内情报机构，所以，政治局对情报工作的领导似乎是更加的直接了，它似乎是可以避免有人从中作梗，对政治局的领导们隐瞒什么重要的情报信息。
但事实是，不管是对内情报局，还是对外情报局，其处在最高层的核心部门，并不是局长亦或是委员会主席，而是其规模庞大的情报分析部门，他们每天所做的工作，就是从数量庞大的情报信息中，甄别出那些真实的、重要的关键性情报，然后再将他们递交上去。至于情报局的局长以及委员会的主席，他们的工作则是在情报分析部门的基础上，再对汇总上来的情报信息做最后一次甄别，最后再将那些筛选出来的情报提交到主管国家安全的中央书记处主管书记的手里。
从事实上说，这些中间环节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遮住了政治局领导层的眼睛，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幕僚们所能够接触到的情报信息，的确是情报机构希望他们看到的，毕竟那些提交上去的情报，都是经过情报部门整理和甄别出来的。
而且客观地讲，一条情报信息是否重要，是否需要给与重点关注，其在不同的情报负责人眼里，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因为在一条情报从乙方传递到甲方的时候，甲方并不知道这条情报是真是假，他只能根据已知的情报信息去做出推断。
就像卫国战争爆发之前，情报机构从日本获得的那份来自佐尔格的情报，按照当时佐尔格提供的情报，德国人将会在六月份发动对联盟的入侵。同一时间，联盟也从内务人民委员部驻柏林情报站获得了可以证明这一信息的情报：德国人正在向边境地区调拨军队。
但当时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在经过了一番分析之后，联盟情报机构忽略了这两条极为重要的情报信息，并且相信了柏林情报站传回来的另一条信息，即德国人之所以向边境地区调拨兵力，是为了搞一场军事演习，与其进攻联盟的计划无关。
归根结底，情报工作是由人来运作的一项工作，尽管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尊重事实，但在情报分析的过程中，却难免会掺杂进人的因素，因此，同一条情报所反映出来的结果，也会受到人的立场的影响，这是根本不可避免的。
这说明了什么？很显然，这就说明了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幕僚们，想要追求那种联盟情报工作不受某个人，或是某些人影响，从而使得国家安全部门不受某个人，或是某个群体所控制的状态，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莫洛托夫同志的提议，所想要实现的目标，也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可以预见的是，一旦这个“情报委员会”设立起来，并寻求摆脱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控制，那么，在缺少了委员部情报分析部门所提供的服务之后，那些海量的情报将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这个所谓的“情报委员会”压垮。换句话说，这个所谓的“情报委员会”不仅不能提高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相反，它还会造成情报的积压。
所以说，在维克托的心里，是很清楚莫洛托夫同志的这个建议并不可行的，但在斯大林同志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却犹豫了。
维克托犹豫的原因也很简单，他知道这项建议一旦获得通过，对谁的打击是最大的，他还知道，一旦这个“情报委员会”设立起来，并且在将来的运作中出现了问题，那么他这个亲历建立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优秀情报工作者”，很可能会成为解决问题的最佳人选，也就是说，这个“情报委员会”或许有机会落到他的手里。
此时的维克托并不知道，在他前世的那个时空里，联盟同样也组建了这样一个“情报委员会”，从四七年到五一年，这个部门只运转了四年时间，前后经历了两任主席，分别是莫洛托夫同志和维勒瑞安·祖林同志，而在这四年时间里，联盟的情报部门几乎就处在瘫痪的状态。
前世的维克托对苏联的情况了解不多，因此，他也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情报委员会”，曾经还真实存在过，当然，他即便是知道这一点，估计也不会把它当回事，因为从莫洛托夫同志提出的建议上就能看出来，这个机构在本身的假设上就不科学，与其说它是一个情报机构，还不如说是它是一个专门用来给情报工作捣乱的部门。
“不过什么？”斯大林同志当然不知道维克托的心里在打着什么样的小算盘，他见维克托把话说了半句，随后便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禁不住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问道。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之外，再成立这样一个情报机构的话，那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机构，显然也许进行一些重组了，”维克托抿了抿嘴唇，随即说道，“毕竟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机构职能上，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从事情报工作，不管是对内情报还是对外情报，乃至于反间谍局和意识形态保卫局的工作，也需要依托于情报机构的配合。如果情报部门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中拆分出去，那么这些与情报机构工作紧密相连的机构，也需要做出一些整改了。”
维克托的这一项提议当然是很有道理的，这就像是配送行业一样，它的正常运转主要就是依托在运输业行业上的，如果在企业转型的过程中，将配送企业下属的车队都抽走了，那么这个配送企业本身还要怎么正常运转下去？
在如今联盟的国家安全系统中，负责情报工作的就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情报机构，反间谍局也是需要依靠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再联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警力去办理案件的，单纯一个反间谍局本身，其实在人员编制上是非常小的，它并不具备独立运作的能力。
所以说，组建“情报委员会”这个提议，对库兹涅佐夫来说才会有那么大的打击，因为这等于是让他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所做的一切努力，瞬息间就白费了。
而维克托所提出来的这个“不过”，其实也是在从侧面提醒斯大林同志，要想将情报机构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抽离出去，首先还得做好一系列的配套工作，否则的话，整个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都会陷入瘫痪。
从这一点上看，其实也能体会到，维克托此刻的心态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不愿意让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这样的机构，继续掌控在库兹涅佐夫的手里了，因为这个部门会被他当做打击政敌的工具，一个搞不好，肃反扩大化的悲剧还将重演。而另一方面呢，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毕竟是维克托一手创办起来的，那是他起家的地方，凝聚了他太多的心血，现在要将它重新拆分了，维克托怎么可能会感觉舒服。
斯大林同志倒是没有想那么多，他对维克托这种站在“客观”立场上的表态，还是非常满意的。没错，斯大林同志就是有了重新拆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想法，而他的这种想法，也隐性的证明了一点，那就是他对库兹涅佐夫同志的信任，远不如其对维克托的信任。
试想一下，从组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到将其一步步发展壮大，再到最后离开这个部门，维克托总共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主席的位置上待了三年多。在这期间，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人选，一直都是空缺的，换句话说，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维克托是直接对斯大林同志负责的，他的头上除了斯大林同志之外，再没有另一个监督者了。而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同志始终没有考虑过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权限是不是太大的问题。
而随着维克托调离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同志先是将库兹涅佐夫召回莫斯科，让他接手了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等于是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头上套了个箍，随后，一年多的时间刚刚过去，库兹涅佐夫同志刚刚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形成有了有效的掌控，估计连手心还没有捂热呢，斯大林同志就迫不及待的要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拆分掉了。
这系列的运作，充分说明了斯大林同志的疑心正在变得越来越重，同时，也说明了他对库兹涅佐夫的信任度，还是要打个问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