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星知道法国有很多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天的时间就能够逐一了解这些人物。他最想了解的是卢梭和孟德斯鸠，因为他们是自己非常熟悉的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人类都具有巨大的影响。他很想参观他们的故居，却没有办法在巴黎找到。通过了解，他们的墓地都迁入了先贤祠。
先贤祠建筑平面成希腊十字形，长100米，宽84米，高83米。设计非常大胆，柱细墙薄，加上上部巨大的采光窗和雕饰精美的柱头，室内空间显得非常轻快优雅。沿着正面的一道台阶可进入这座圣殿的门廊。廊前有22根立柱支撑着三角楣。1831年，大卫·当杰斯在这块三角楣上创作了浮雕《在自由和历史之间的祖国》。下面是著名的铭文：“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巍峨的圆顶笼罩了整座建筑。围绕园顶的底座装饰着一条考林辛式柱廊。本堂与侧廊之间，用华丽的科林斯式柱廊分割。由22根柱子组成的巨大柱廊耸峙在台阶上，柱高19米，配置方式奇特。柱廊上立三角形山墙。本堂与侧廊之间的上部设计一反传统基督教教堂的作法，不用拱顶，而用带帆拱的扁平穹顶。中央穹顶是立面最突出的部分，直径达21米，有三重结构。内层穹顶上开圆洞，空间直达中层穹窿，其顶离地近70米。穹顶外包铅皮，由高大的鼓座承托。鼓座外部环绕科林斯柱廊，由于柱身比例纤细而且根根独立，因此显得秀美有余而雄浑不足。
龙星通过导游了解到先贤祠，它始建于1744年，曾名为圣日内维耶大教堂，当初是法王路易十五感主恩所设。也许是上苍冥冥之中的注定，建成之日教堂恰逢如火如荼的法兰西大革命。而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世俗与宗教的权威皆消失殆尽。于是圣日内维耶大教堂抛弃了上帝，摇身变为“祖国和自由的祭坛”，并更名为“先贤祠”。之后几年间，革命家米拉波、启蒙思想巨人伏尔泰与卢梭等人的灵柩，相继迁徙于此。在远处看先贤祠，它给人最初的感觉有些许的失落。因为它是一座谈不上宏伟，淡灰色的建筑，孤零零的栖身于一个狭小的广场里。在周围稀稀落落的行人、及古老的巴黎大学衬托下，空气中弥漫着一缕静穆的气氛。先贤祠的正厅与普通的教堂在结构上并无多大分别：不熄的烛火、空旷的大厅、还有那些精美的雕塑、壁画，只是少了一排排的桌椅。巨型的墙画悬于四壁，龙星觉得其内容颇为陌生。但有那么几幅，应是圣女贞德的故事。不知是哪位大家的手艺，把这明眸皓齿的少女在牧羊时期的恬静可爱、战争时期的庄严肃穆、临刑时的坚定决然表现得淋漓尽致。若是上厅下的地宫，幽暗且无声息，若有若无的凉风使得游客有些不能自抑的紧张。待到发现四周皆是游人、才慢慢归于平静。其实这儿的墓室、棺柩一点也不可怖。介绍里的名人照片、熟悉得仿如昨日的朋友，让人不由自主地亲近。
栖身于先贤祠不是件容易的事，它的条件非常苛刻。许多享誉世界的伟人，如巴尔扎克、莫泊桑、笛卡尔，至今仍不得其门。即便是有幸入室的伟人、通常也很难觅到一个宽敞的位置。所以卢梭与伏尔泰堪称是备极哀荣。这两位思想家葬于最显要的位置，并各自享有一个偌大的墓室。卢梭棺木上镌刻的“自然与真理之人”的谥语，伏尔泰的悼词也很简洁：“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在当时的革命年代，法兰西人对启蒙思想巨匠的尊崇无以复加，因此两人的殊荣并不具有太多的奇怪。但卢梭恰巧与伏尔泰面对面，倒真是历史的一个玩笑：两个生前的对头，死后却不得不长相厮守。置身于这般的场景，想象着左翼、平等、革命与右翼、自由、渐进就这样日复一日的面面相对，仿佛触摸到了法兰西民族最深处矛盾又谐和的灵魂。当然、这般神圣的地方、科学家也理当有一席之地。例如居里夫妇，以及数学家拉格朗日等人：俭朴的墓室、简单的介绍、一如他们平实无华的品质。祠里深处，多是二人一室、四人一室。先贤祠中还镌刻着很多寂寂无名爱国者的名字，例如一战二战捐躯的烈士。倘佯许久、感触良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长眠于此的伟人，没有华丽的言词、无需传奇的经历、却因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赢得了世人的崇敬。而许多当时的权贵富豪、富则富矣、贵则贵矣，最终也不过是一抔黄土、无人听闻。尊重先贤、是一个民族所应有的品质。法兰西人因这些先贤而光荣，而这些先贤又何尝不庆幸生于这片土地。法国人对于入葬者的选择非常严格，甚至于苛刻，真正是宁缺勿滥。今天，先贤祠的所有入葬者都经过了长期的历史检验，伟人们往往都是逝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才迁葬进来。而在大革命中匆匆入葬的革命先贤，往往经不住历史的检验，又被迁往他处安身。法兰西有着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代表着这样历史文化的伟人自然是群星璀璨，可先贤祠至今入葬的只有七十二人。
还有许许多多我们熟悉的名人，包括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法国公民，名字也没有镌刻到这里，而一些在文学艺术上建树不算很大的作家艺术家却又入葬这里，只因为他们是思想和精神的巨人。
卢梭，出生于日内瓦，法国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卢梭一生颠沛流离，曾当过学徒、仆役等，因发表《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敦化风俗》而闻名，主要著作还有《社会契约论》《论科学与艺术》《忏悔录》等。1778年7月2日卢梭在巴黎逝世。卢梭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在政治上，他的反封建、反专制的精神影响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传统，他的文学创作也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同样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许多作家。
卢梭反归自然、崇尚自我、张扬情感的思想，直接导致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许多诗人作家都受到他的影响，就连歌德、雨果、乔治·桑、托尔斯泰都无一例外地声称是卢梭的门徒。
对卢梭的评价，龙星觉得拜伦和康德的评价最为精当。英国诗人拜伦说：“他能把疯狂的性格描绘得美丽端庄，把不规的行为涂上灿烂的色彩，他的言语就像眩眼的日光，使人的眼睛流下同情的泪水”。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说：卢梭首先发现了人性中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矛盾，并且自觉地去探讨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提出了“回到自然”的人性构想和建立“社会契约”的政治理想。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卢梭思想中对人类情感世界的发掘，对人性自由问题的关注，已经包含了些许精神生态的意味。
孟德斯鸠，出生于法国波尔多拉布莱德，毕业于波尔多法学院，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律师，与伏尔泰、卢梭合称“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
他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代表作包括《论法的精神》等。孟德斯鸠反对神学，提倡科学，但又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孟德斯鸠是一名自然神论者。孟德斯鸠最重要的贡献是对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法的学说作出了卓越贡献，孟德斯鸠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孟德斯鸠特别强调法的功能，孟德斯鸠认为法律是理性的体现，法又分为自然法和人为法两类，自然法是人类社会建立以前就存在的规律，那时候人类处于平等状态；人为法又有政治法和民法等。孟德斯鸠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但强调自由的实现要受法律的制约，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其中还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气候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风俗等会产生巨大影响，认为土壤同居民性格之间，尤其同民族的政治制度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认为国家疆域的大小同国家政治制度有极密切的联系。
游览了先贤祠，在回到自己的住所路程中，龙星陷入沉思：那些真正伟大的人都是既能够深刻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有能够认识自己并解剖自己的人。也许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引领自己所在时代。
先贤祠建筑平面成希腊十字形，长100米，宽84米，高83米。设计非常大胆，柱细墙薄，加上上部巨大的采光窗和雕饰精美的柱头，室内空间显得非常轻快优雅。沿着正面的一道台阶可进入这座圣殿的门廊。廊前有22根立柱支撑着三角楣。1831年，大卫·当杰斯在这块三角楣上创作了浮雕《在自由和历史之间的祖国》。下面是著名的铭文：“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巍峨的圆顶笼罩了整座建筑。围绕园顶的底座装饰着一条考林辛式柱廊。本堂与侧廊之间，用华丽的科林斯式柱廊分割。由22根柱子组成的巨大柱廊耸峙在台阶上，柱高19米，配置方式奇特。柱廊上立三角形山墙。本堂与侧廊之间的上部设计一反传统基督教教堂的作法，不用拱顶，而用带帆拱的扁平穹顶。中央穹顶是立面最突出的部分，直径达21米，有三重结构。内层穹顶上开圆洞，空间直达中层穹窿，其顶离地近70米。穹顶外包铅皮，由高大的鼓座承托。鼓座外部环绕科林斯柱廊，由于柱身比例纤细而且根根独立，因此显得秀美有余而雄浑不足。
龙星通过导游了解到先贤祠，它始建于1744年，曾名为圣日内维耶大教堂，当初是法王路易十五感主恩所设。也许是上苍冥冥之中的注定，建成之日教堂恰逢如火如荼的法兰西大革命。而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世俗与宗教的权威皆消失殆尽。于是圣日内维耶大教堂抛弃了上帝，摇身变为“祖国和自由的祭坛”，并更名为“先贤祠”。之后几年间，革命家米拉波、启蒙思想巨人伏尔泰与卢梭等人的灵柩，相继迁徙于此。在远处看先贤祠，它给人最初的感觉有些许的失落。因为它是一座谈不上宏伟，淡灰色的建筑，孤零零的栖身于一个狭小的广场里。在周围稀稀落落的行人、及古老的巴黎大学衬托下，空气中弥漫着一缕静穆的气氛。先贤祠的正厅与普通的教堂在结构上并无多大分别：不熄的烛火、空旷的大厅、还有那些精美的雕塑、壁画，只是少了一排排的桌椅。巨型的墙画悬于四壁，龙星觉得其内容颇为陌生。但有那么几幅，应是圣女贞德的故事。不知是哪位大家的手艺，把这明眸皓齿的少女在牧羊时期的恬静可爱、战争时期的庄严肃穆、临刑时的坚定决然表现得淋漓尽致。若是上厅下的地宫，幽暗且无声息，若有若无的凉风使得游客有些不能自抑的紧张。待到发现四周皆是游人、才慢慢归于平静。其实这儿的墓室、棺柩一点也不可怖。介绍里的名人照片、熟悉得仿如昨日的朋友，让人不由自主地亲近。
栖身于先贤祠不是件容易的事，它的条件非常苛刻。许多享誉世界的伟人，如巴尔扎克、莫泊桑、笛卡尔，至今仍不得其门。即便是有幸入室的伟人、通常也很难觅到一个宽敞的位置。所以卢梭与伏尔泰堪称是备极哀荣。这两位思想家葬于最显要的位置，并各自享有一个偌大的墓室。卢梭棺木上镌刻的“自然与真理之人”的谥语，伏尔泰的悼词也很简洁：“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在当时的革命年代，法兰西人对启蒙思想巨匠的尊崇无以复加，因此两人的殊荣并不具有太多的奇怪。但卢梭恰巧与伏尔泰面对面，倒真是历史的一个玩笑：两个生前的对头，死后却不得不长相厮守。置身于这般的场景，想象着左翼、平等、革命与右翼、自由、渐进就这样日复一日的面面相对，仿佛触摸到了法兰西民族最深处矛盾又谐和的灵魂。当然、这般神圣的地方、科学家也理当有一席之地。例如居里夫妇，以及数学家拉格朗日等人：俭朴的墓室、简单的介绍、一如他们平实无华的品质。祠里深处，多是二人一室、四人一室。先贤祠中还镌刻着很多寂寂无名爱国者的名字，例如一战二战捐躯的烈士。倘佯许久、感触良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长眠于此的伟人，没有华丽的言词、无需传奇的经历、却因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赢得了世人的崇敬。而许多当时的权贵富豪、富则富矣、贵则贵矣，最终也不过是一抔黄土、无人听闻。尊重先贤、是一个民族所应有的品质。法兰西人因这些先贤而光荣，而这些先贤又何尝不庆幸生于这片土地。法国人对于入葬者的选择非常严格，甚至于苛刻，真正是宁缺勿滥。今天，先贤祠的所有入葬者都经过了长期的历史检验，伟人们往往都是逝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才迁葬进来。而在大革命中匆匆入葬的革命先贤，往往经不住历史的检验，又被迁往他处安身。法兰西有着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代表着这样历史文化的伟人自然是群星璀璨，可先贤祠至今入葬的只有七十二人。
还有许许多多我们熟悉的名人，包括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法国公民，名字也没有镌刻到这里，而一些在文学艺术上建树不算很大的作家艺术家却又入葬这里，只因为他们是思想和精神的巨人。
卢梭，出生于日内瓦，法国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卢梭一生颠沛流离，曾当过学徒、仆役等，因发表《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敦化风俗》而闻名，主要著作还有《社会契约论》《论科学与艺术》《忏悔录》等。1778年7月2日卢梭在巴黎逝世。卢梭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在政治上，他的反封建、反专制的精神影响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传统，他的文学创作也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同样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许多作家。
卢梭反归自然、崇尚自我、张扬情感的思想，直接导致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许多诗人作家都受到他的影响，就连歌德、雨果、乔治·桑、托尔斯泰都无一例外地声称是卢梭的门徒。
对卢梭的评价，龙星觉得拜伦和康德的评价最为精当。英国诗人拜伦说：“他能把疯狂的性格描绘得美丽端庄，把不规的行为涂上灿烂的色彩，他的言语就像眩眼的日光，使人的眼睛流下同情的泪水”。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说：卢梭首先发现了人性中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矛盾，并且自觉地去探讨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提出了“回到自然”的人性构想和建立“社会契约”的政治理想。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卢梭思想中对人类情感世界的发掘，对人性自由问题的关注，已经包含了些许精神生态的意味。
孟德斯鸠，出生于法国波尔多拉布莱德，毕业于波尔多法学院，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律师，与伏尔泰、卢梭合称“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
他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代表作包括《论法的精神》等。孟德斯鸠反对神学，提倡科学，但又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孟德斯鸠是一名自然神论者。孟德斯鸠最重要的贡献是对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法的学说作出了卓越贡献，孟德斯鸠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孟德斯鸠特别强调法的功能，孟德斯鸠认为法律是理性的体现，法又分为自然法和人为法两类，自然法是人类社会建立以前就存在的规律，那时候人类处于平等状态；人为法又有政治法和民法等。孟德斯鸠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但强调自由的实现要受法律的制约，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其中还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气候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风俗等会产生巨大影响，认为土壤同居民性格之间，尤其同民族的政治制度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认为国家疆域的大小同国家政治制度有极密切的联系。
游览了先贤祠，在回到自己的住所路程中，龙星陷入沉思：那些真正伟大的人都是既能够深刻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有能够认识自己并解剖自己的人。也许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引领自己所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