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流亡吗？”
他们索性笑出声来，一点儿也不掩饰眼中的讪笑和嘲讽。
12月底，海德堡大学开了一个流亡作家的讨论会，我也在受邀之列。朋友的嘲笑从这里开始。
我则继续干我的活；在厨房里和孩子们烤蛋糕，在市场里找某一种牌子的洗衣粉，在教室里和学生谈台湾文学。一个有丈夫、有孩子、有职业的女人，你可以说她拥有整个世界，但她失去了时间。我没有时间去问自己是否流亡。
直到有一天，有人送来一盆花。
“这是什么花，”他笑盈盈地说“我都不清楚。只是觉得它漂亮。”
几朵蓓蕾像细小的海螺似的层层窝卷着，只有一朵盛开着。不必伸出手，我也知道那花瓣的质感类似最柔软的金丝绒布；花瓣的蒂处呈深杯型，里头刚好容得下三只最肥胖的蜜蜂。花的淡淡的香味，闭着眼，给我一百种花我都喊得出：这个，这个就是软枝黄蝉
给花徐徐浇水，放在窗台上。那朵鹅黄金丝绒似的花朵映在玻璃上，俏生生的，好像就要往上窜爬。
我开始想自己的流亡。
追根究底，什么叫流亡呢？不过是迫不得已地离乡背井，身不由己地进入一个语言文化都属陌生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个人的生存意义成为一个孤岛。如果我不曾流亡，为什么又四十年来一直此身若寄？
对身边的玩伴们，我有着深深的嫉妒。一班六十个学童，大约只有一个“外省人”五十九个本省人。什么叫“本省人”呢？就是有自己的房子的人。不管是市镇里头大街上的香铺、杂货店，或者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父母。你瞧，他们的房子里面，墙上总有一帧又一帧瘪着嘴的老人的画像：祖父祖母的、曾祖父曾祖母的、姨婆叔公太公的。院子里头不是有栋玉兰，就是有株含笑，反正都开着奶油色的花，发着包不住的浓香。尤其是含笑，那香好像甜得可以化在嘴里。然后小伙伴不经意地告诉你：
“那含笑啊？三叔公种的，他小时候种的。”
檐下墙角，总坐着一个黑衫黑裤的老阿婆或老阿公，搂着花猫打着盹或呼噜呼噜抽着旱烟。屋子里通常是幽暗的，神秘的藏着因年代久远而乌黑发亮的橱柜；那是祖母带过来的嫁妆。
没有谁和我一样，住在“公家宿舍”里。公家宿舍，就是别人的房子。前任搬走了，你们搬进去。前任可能是夫妻俩，你们却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个。卧房反正只有一间，于是那作母亲的，将厨房后墙打通，搭出一个克难间，走廊里再添一张双层床。女儿若大了一点，就在某个角落里牵上一根麻绳、披上一块布帘，作为闺房。
公家房子，所以墙上都是钉子，有的生了锈，有的还新亮，这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代打的洞。这儿一块那儿一块的框痕，曾经挂过什么人的什么照片或奖状。现在又拆走了。而你们能挂上去的，顶多不过一张全家福，或许竟有父母在逃难前有预感似的补拍的一张结婚照。其他就没有了；总不能把奶奶临走裁的一只布鞋底挂在墙上吧？墙，国家说是穷，长年不修，残破不堪。墙里头破棉絮似的干裂土块不时纷纷落下，睡觉时，落得你一头一脸。
公家房子，所以院落里——如果竟然有院落的话，也不会有什么长得大、会开花的树；屋子里的人两三年一换，种子尚未抽苗，人已远离；谁去种树？为谁种树？
本省人，就是那在清明节有墓可扫的人。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我们念。水光潋滟的稻田边，就是坟场。孩子们帮着大人抱着钱纸提着食篮，气喘喘走在狭窄的田埂上。整个田野都是晃动的忙碌的人影，拔草、扫墓、焚香、祈祷、跪拜、烧纸一霎时，千百道青烟如丝如缕卷上天幕；在漠漠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间，青烟像一只只渴求到达、渴求触摸的柔弱无骨的手臂。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雾缭绕里的人们。
本省人，也是那时不时会请丧假的人。请了丧假的孩子好几天不出现。出现时，着卡其制服的臂上别着一枚素色的小绒花。老师蹬过去摸摸他头，告诉他不必当值日生，早早回家去吧！
一有假期，本省人就是那大包小包要去看亲戚的人。阿婶一家人住在乌日，我们要坐火车去，火车坐了还要换台车，小玩伴说，所以明天不能跟你玩。她的眼睛晶亮，想着阿婶家整个晒谷场上追逐嘶喊的堂兄堂弟表姊表妹还有叫不出辈分的小萝卜头们。小玩伴的妈妈在一旁打点东西，掐着指头计算她应该备礼的人头：阿婶阿叔阿舅阿嫂阿兄侄儿侄女堂兄弟堂姊妹三叔公。一块大花布摊开在木床上，刚出笼的红稞等着要包。两只鹅已经脚对脚地绑在厨房柱下，不时发出拍动翅膀的声音。
木麻黄下的小女孩，和那死去的人没有关联，对那活着的人也觉得陌生。玩伴口中的婶叔舅姑甥孙等等最亲呢的呼唤，于你只是空洞而抽象的名词。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像是课本里的东西，而课本里的东西都带点假。玩伴对你挥挥手。“怎么他们亲戚那么多？”你不了解自己的情绪，只是百般无奈地回到自己那别人的家去。
难道，公家宿舍里就没有和你一样孤立的孩子吗？有是有，可是，不知怎么的，那些孩子，总是有的刚来，有的刚走；刚来的还不熟悉，刚走的已永远走出你的人生，虽然你还懵然无知。而你自己，也总是刚从某个地方来，或者马上要离开这里到某个地方去。和公家宿舍里的谁刚刚交换完“我永远和你好”的信物，刚刚勾过手指，不是他要走了，就是你要走了。有一个孩子走得更离奇。考上了初中没钱交学费，作基层警员的爸爸跨上摩托车，带着孩子去四处借钱，被火车撞上，听说孩子的头倒插在柔软的稻田里。他就这样走了。
年纪小小的，你就发现，原来“永远”和夏天的冰淇淋一样，还没吃就要溶化。年纪小小的，你已经觉得人海茫茫，你像一条飘荡的小船，找不到停靠的陆地。所有以为是陆地的东西，其实都会突然漂走，连声招呼都不必打。
所有的陆地其实都是孤岛。
你不理解为什么永远是你，两耳发热、两眼发直，被一个莫测高深的老师带到大众面前：
“同学们，让我们欢迎新同学”
你是永远的插班生。孩子们用好奇而热烈的眼光盯着你。趁着老师转身写名字的时候，有人大胆而俏皮地喊了一声：
“外省仔！”
你还没开口，他们怎么就知道了呢？孩子没有恶意，只是再度提醒你，你和他们之间有一种你们彼此都还不理解的距离。而他们如此庞大，如此的彼此熟悉，你却渺小，孤单。不过，你以为所有的“外省仔”都是孤单的，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了一个村子，名叫眷村。
外省孩子竟然有他们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围墙、自己的杂货店、中肉面馆、脚踏车店；竟然有这么一所学校，里头全是“外省仔”没有祖宅和田地、没有丧假和亲戚的外省孩子。他们都说着和你一样利落的国语，还有好多你没听过的辞，譬如“屌”他们的爸爸不说“干你娘”而说“操你妈个b”他们的妈妈穿着旗袍，脸上红红白白的化着妆，坐着打麻将。他们也说：“哼！我妈说这算什么古董！拿给她家喂狗都嫌太粗，我妈说的，在大陆的时候。”
我竟然是属于他们的吗？你惊讶的自问，然而语音未落就已发觉，眷村自成一个孤岛，你不住在那家“老家牛肉面”的方圆五里之内，就是孤岛外的孤岛。
眷村的男孩子穿着汗衫球鞋一天到晚打篮球，或打架；眷村的女孩子骑着屁股翘得极高的自行车，穿着短得不能再短的迷你裙，不是赶舞会就是谈恋爱。你觉得他们的男孩子流气，女孩子俗气，哎，还真不如本省孩子的土气，你觉得自己比较清高，有点儿不屑；看着眷村的孩子狐群狗党、目中无人地呼啸而过，你退闪一边，不说话，感觉就像目送一列你该搭上而未搭上的火车弃你而去，载着满车快乐的人群。
回到那土气的乡下孩子身边，插班生一会儿也就有了自己的朋友。有时候，你和他们是一体的，一块儿在溪里捞虾，在田里烤番薯，一块儿翻墙偷闯戏院。有时候，你只能退到木麻黄树下，一旁看着：看他们摆小儿的满月酒，看他们穿孝服办丧事，看他们上坟扫墓、进庙烧香。
镇上要作醮了，整个小镇骚动起来。大人把裤管卷上膝盖，大碗喝酒，争论谁该是下任炉主。小孩兴奋莫名往大庙和武术馆中奔跑。敲鼓打锣的、抬神与踏火的、进香的捐贡的镇上的颜色凭空多彩起来，鼓乐声激动着人的脸色，赤足的老人三三两两蹲在庙前交头接耳。这是节庆。什么节庆？庆祝什么？激动的人为什么而激动，祈祷的人为谁而祈祷？庙门为什么灵魂而开，王船为谁的鬼魂而烧？你不知道，也没人会告诉你。
春去秋来，看着神轿和锣鼓从你窗前一阵一阵流过，队伍里头有你熟悉的脸庞，他们的兴奋的脸庞。人们说这是民间信仰，但你显然不属于这个“民间”疏离，造就了你一双冷眼。
有时候，你深深地惊讶自己竟然真是在这儿出生成长的人。
去国经年，总不免有人问起：“你思乡吗？”
我犹疑，不知从哪里说起。思乡总得先有乡可思，我的乡在哪里？是那遍布全省一处又一处的公家宿舍吗？我的乡人是谁？那不是刚来就是刚走的面貌模糊的人吗？还是那在水光天色之间焚香的人？还是那在锣鼓喧天中自我窗前流过的人？我认识他们他们又认识我吗？思“乡”如果没有一条熟悉的路，没有一盏认得的灯，没有一条用脚板测过深浅的小溪，如果没有一个叫得出的名字、一个记得起的青梅竹马，没有一个依稀认得出你面孔的老者——还能称“乡”吗？
我似乎突然明白了自己今晚为何会在异国的灯下听窗外的风声。
如果你是个生在幽暗祖宅中的人，你可能根本不会出国求学；即使出国求学也不致长期浪荡；即使长期或也不致结异国婚姻；即使结了异国婚姻或也不致永远地成为异乡人。祖宅、田地、世代相传的人脉网络，可以有千百种出乎意料的线索牵绊住一个游子旅人，犹如晶莹细韧的蛛网紧紧托住一只蜘蛛。即使从大网上掉下来，也还有一条丝牵着它。既然本来就没有这样一张属于“乡”特有的蛛网，你的浪迹天涯实在就不令人意外了。从前便是孤岛，现在仍旧是；现在是边缘人，从前也未尝不是。
这个布局，在四十多年前父母前脚踩上渡海大轮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决定了吧！
然而我还是有乡可思的。譬如那些个不需要解释就能原谅你的朋友，譬如眼前这一株乳鸭色的软枝黄蝉。童年的种种感觉，像花香一样袭来，令人恍惚。
花，婉转开在篱笆上，开在墙头，开在铁轨旁，热热烈烈地开着比太阳还温暖的黄色。铁轨旁有块空地，空地上有个铁皮搭起来破仓库似的大房子，里头隔成无数个小间，挤着无数个人家。下起雨来，空地上泥泞一片，仓库里头热闹极了。竹床板凳全泡在水里，啼哭的婴儿坐在霉湿的床上，女人四处找瓢盆锅碗接漏水。我紧紧抱着刚采来的黄嫩嫩的花朵，好奇地看着雨水滴在婴儿头上。
多少年后，才知道那仓库里住的是比我们还晚到的大陆人；年幼的我沉浸在软枝黄蝉纯洁完美的世界里，还不知道，那泡在水中的婴儿和自己已经行走在飘零的轨迹上，渐行渐远。
1994年
他们索性笑出声来，一点儿也不掩饰眼中的讪笑和嘲讽。
12月底，海德堡大学开了一个流亡作家的讨论会，我也在受邀之列。朋友的嘲笑从这里开始。
我则继续干我的活；在厨房里和孩子们烤蛋糕，在市场里找某一种牌子的洗衣粉，在教室里和学生谈台湾文学。一个有丈夫、有孩子、有职业的女人，你可以说她拥有整个世界，但她失去了时间。我没有时间去问自己是否流亡。
直到有一天，有人送来一盆花。
“这是什么花，”他笑盈盈地说“我都不清楚。只是觉得它漂亮。”
几朵蓓蕾像细小的海螺似的层层窝卷着，只有一朵盛开着。不必伸出手，我也知道那花瓣的质感类似最柔软的金丝绒布；花瓣的蒂处呈深杯型，里头刚好容得下三只最肥胖的蜜蜂。花的淡淡的香味，闭着眼，给我一百种花我都喊得出：这个，这个就是软枝黄蝉
给花徐徐浇水，放在窗台上。那朵鹅黄金丝绒似的花朵映在玻璃上，俏生生的，好像就要往上窜爬。
我开始想自己的流亡。
追根究底，什么叫流亡呢？不过是迫不得已地离乡背井，身不由己地进入一个语言文化都属陌生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个人的生存意义成为一个孤岛。如果我不曾流亡，为什么又四十年来一直此身若寄？
对身边的玩伴们，我有着深深的嫉妒。一班六十个学童，大约只有一个“外省人”五十九个本省人。什么叫“本省人”呢？就是有自己的房子的人。不管是市镇里头大街上的香铺、杂货店，或者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父母。你瞧，他们的房子里面，墙上总有一帧又一帧瘪着嘴的老人的画像：祖父祖母的、曾祖父曾祖母的、姨婆叔公太公的。院子里头不是有栋玉兰，就是有株含笑，反正都开着奶油色的花，发着包不住的浓香。尤其是含笑，那香好像甜得可以化在嘴里。然后小伙伴不经意地告诉你：
“那含笑啊？三叔公种的，他小时候种的。”
檐下墙角，总坐着一个黑衫黑裤的老阿婆或老阿公，搂着花猫打着盹或呼噜呼噜抽着旱烟。屋子里通常是幽暗的，神秘的藏着因年代久远而乌黑发亮的橱柜；那是祖母带过来的嫁妆。
没有谁和我一样，住在“公家宿舍”里。公家宿舍，就是别人的房子。前任搬走了，你们搬进去。前任可能是夫妻俩，你们却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个。卧房反正只有一间，于是那作母亲的，将厨房后墙打通，搭出一个克难间，走廊里再添一张双层床。女儿若大了一点，就在某个角落里牵上一根麻绳、披上一块布帘，作为闺房。
公家房子，所以墙上都是钉子，有的生了锈，有的还新亮，这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代打的洞。这儿一块那儿一块的框痕，曾经挂过什么人的什么照片或奖状。现在又拆走了。而你们能挂上去的，顶多不过一张全家福，或许竟有父母在逃难前有预感似的补拍的一张结婚照。其他就没有了；总不能把奶奶临走裁的一只布鞋底挂在墙上吧？墙，国家说是穷，长年不修，残破不堪。墙里头破棉絮似的干裂土块不时纷纷落下，睡觉时，落得你一头一脸。
公家房子，所以院落里——如果竟然有院落的话，也不会有什么长得大、会开花的树；屋子里的人两三年一换，种子尚未抽苗，人已远离；谁去种树？为谁种树？
本省人，就是那在清明节有墓可扫的人。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我们念。水光潋滟的稻田边，就是坟场。孩子们帮着大人抱着钱纸提着食篮，气喘喘走在狭窄的田埂上。整个田野都是晃动的忙碌的人影，拔草、扫墓、焚香、祈祷、跪拜、烧纸一霎时，千百道青烟如丝如缕卷上天幕；在漠漠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间，青烟像一只只渴求到达、渴求触摸的柔弱无骨的手臂。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雾缭绕里的人们。
本省人，也是那时不时会请丧假的人。请了丧假的孩子好几天不出现。出现时，着卡其制服的臂上别着一枚素色的小绒花。老师蹬过去摸摸他头，告诉他不必当值日生，早早回家去吧！
一有假期，本省人就是那大包小包要去看亲戚的人。阿婶一家人住在乌日，我们要坐火车去，火车坐了还要换台车，小玩伴说，所以明天不能跟你玩。她的眼睛晶亮，想着阿婶家整个晒谷场上追逐嘶喊的堂兄堂弟表姊表妹还有叫不出辈分的小萝卜头们。小玩伴的妈妈在一旁打点东西，掐着指头计算她应该备礼的人头：阿婶阿叔阿舅阿嫂阿兄侄儿侄女堂兄弟堂姊妹三叔公。一块大花布摊开在木床上，刚出笼的红稞等着要包。两只鹅已经脚对脚地绑在厨房柱下，不时发出拍动翅膀的声音。
木麻黄下的小女孩，和那死去的人没有关联，对那活着的人也觉得陌生。玩伴口中的婶叔舅姑甥孙等等最亲呢的呼唤，于你只是空洞而抽象的名词。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像是课本里的东西，而课本里的东西都带点假。玩伴对你挥挥手。“怎么他们亲戚那么多？”你不了解自己的情绪，只是百般无奈地回到自己那别人的家去。
难道，公家宿舍里就没有和你一样孤立的孩子吗？有是有，可是，不知怎么的，那些孩子，总是有的刚来，有的刚走；刚来的还不熟悉，刚走的已永远走出你的人生，虽然你还懵然无知。而你自己，也总是刚从某个地方来，或者马上要离开这里到某个地方去。和公家宿舍里的谁刚刚交换完“我永远和你好”的信物，刚刚勾过手指，不是他要走了，就是你要走了。有一个孩子走得更离奇。考上了初中没钱交学费，作基层警员的爸爸跨上摩托车，带着孩子去四处借钱，被火车撞上，听说孩子的头倒插在柔软的稻田里。他就这样走了。
年纪小小的，你就发现，原来“永远”和夏天的冰淇淋一样，还没吃就要溶化。年纪小小的，你已经觉得人海茫茫，你像一条飘荡的小船，找不到停靠的陆地。所有以为是陆地的东西，其实都会突然漂走，连声招呼都不必打。
所有的陆地其实都是孤岛。
你不理解为什么永远是你，两耳发热、两眼发直，被一个莫测高深的老师带到大众面前：
“同学们，让我们欢迎新同学”
你是永远的插班生。孩子们用好奇而热烈的眼光盯着你。趁着老师转身写名字的时候，有人大胆而俏皮地喊了一声：
“外省仔！”
你还没开口，他们怎么就知道了呢？孩子没有恶意，只是再度提醒你，你和他们之间有一种你们彼此都还不理解的距离。而他们如此庞大，如此的彼此熟悉，你却渺小，孤单。不过，你以为所有的“外省仔”都是孤单的，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了一个村子，名叫眷村。
外省孩子竟然有他们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围墙、自己的杂货店、中肉面馆、脚踏车店；竟然有这么一所学校，里头全是“外省仔”没有祖宅和田地、没有丧假和亲戚的外省孩子。他们都说着和你一样利落的国语，还有好多你没听过的辞，譬如“屌”他们的爸爸不说“干你娘”而说“操你妈个b”他们的妈妈穿着旗袍，脸上红红白白的化着妆，坐着打麻将。他们也说：“哼！我妈说这算什么古董！拿给她家喂狗都嫌太粗，我妈说的，在大陆的时候。”
我竟然是属于他们的吗？你惊讶的自问，然而语音未落就已发觉，眷村自成一个孤岛，你不住在那家“老家牛肉面”的方圆五里之内，就是孤岛外的孤岛。
眷村的男孩子穿着汗衫球鞋一天到晚打篮球，或打架；眷村的女孩子骑着屁股翘得极高的自行车，穿着短得不能再短的迷你裙，不是赶舞会就是谈恋爱。你觉得他们的男孩子流气，女孩子俗气，哎，还真不如本省孩子的土气，你觉得自己比较清高，有点儿不屑；看着眷村的孩子狐群狗党、目中无人地呼啸而过，你退闪一边，不说话，感觉就像目送一列你该搭上而未搭上的火车弃你而去，载着满车快乐的人群。
回到那土气的乡下孩子身边，插班生一会儿也就有了自己的朋友。有时候，你和他们是一体的，一块儿在溪里捞虾，在田里烤番薯，一块儿翻墙偷闯戏院。有时候，你只能退到木麻黄树下，一旁看着：看他们摆小儿的满月酒，看他们穿孝服办丧事，看他们上坟扫墓、进庙烧香。
镇上要作醮了，整个小镇骚动起来。大人把裤管卷上膝盖，大碗喝酒，争论谁该是下任炉主。小孩兴奋莫名往大庙和武术馆中奔跑。敲鼓打锣的、抬神与踏火的、进香的捐贡的镇上的颜色凭空多彩起来，鼓乐声激动着人的脸色，赤足的老人三三两两蹲在庙前交头接耳。这是节庆。什么节庆？庆祝什么？激动的人为什么而激动，祈祷的人为谁而祈祷？庙门为什么灵魂而开，王船为谁的鬼魂而烧？你不知道，也没人会告诉你。
春去秋来，看着神轿和锣鼓从你窗前一阵一阵流过，队伍里头有你熟悉的脸庞，他们的兴奋的脸庞。人们说这是民间信仰，但你显然不属于这个“民间”疏离，造就了你一双冷眼。
有时候，你深深地惊讶自己竟然真是在这儿出生成长的人。
去国经年，总不免有人问起：“你思乡吗？”
我犹疑，不知从哪里说起。思乡总得先有乡可思，我的乡在哪里？是那遍布全省一处又一处的公家宿舍吗？我的乡人是谁？那不是刚来就是刚走的面貌模糊的人吗？还是那在水光天色之间焚香的人？还是那在锣鼓喧天中自我窗前流过的人？我认识他们他们又认识我吗？思“乡”如果没有一条熟悉的路，没有一盏认得的灯，没有一条用脚板测过深浅的小溪，如果没有一个叫得出的名字、一个记得起的青梅竹马，没有一个依稀认得出你面孔的老者——还能称“乡”吗？
我似乎突然明白了自己今晚为何会在异国的灯下听窗外的风声。
如果你是个生在幽暗祖宅中的人，你可能根本不会出国求学；即使出国求学也不致长期浪荡；即使长期或也不致结异国婚姻；即使结了异国婚姻或也不致永远地成为异乡人。祖宅、田地、世代相传的人脉网络，可以有千百种出乎意料的线索牵绊住一个游子旅人，犹如晶莹细韧的蛛网紧紧托住一只蜘蛛。即使从大网上掉下来，也还有一条丝牵着它。既然本来就没有这样一张属于“乡”特有的蛛网，你的浪迹天涯实在就不令人意外了。从前便是孤岛，现在仍旧是；现在是边缘人，从前也未尝不是。
这个布局，在四十多年前父母前脚踩上渡海大轮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决定了吧！
然而我还是有乡可思的。譬如那些个不需要解释就能原谅你的朋友，譬如眼前这一株乳鸭色的软枝黄蝉。童年的种种感觉，像花香一样袭来，令人恍惚。
花，婉转开在篱笆上，开在墙头，开在铁轨旁，热热烈烈地开着比太阳还温暖的黄色。铁轨旁有块空地，空地上有个铁皮搭起来破仓库似的大房子，里头隔成无数个小间，挤着无数个人家。下起雨来，空地上泥泞一片，仓库里头热闹极了。竹床板凳全泡在水里，啼哭的婴儿坐在霉湿的床上，女人四处找瓢盆锅碗接漏水。我紧紧抱着刚采来的黄嫩嫩的花朵，好奇地看着雨水滴在婴儿头上。
多少年后，才知道那仓库里住的是比我们还晚到的大陆人；年幼的我沉浸在软枝黄蝉纯洁完美的世界里，还不知道，那泡在水中的婴儿和自己已经行走在飘零的轨迹上，渐行渐远。
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