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
往往在一场演讲之后，群众中会有人到后台来找我，不是和我理论演讲的内容，而是特别来说，"你的国语讲得真漂亮"，或者，"听你的华语真是享受"，或者"您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
我知道我的国语、华语、普通话说得"漂亮"，从小如此。
小学时候，我是那个永远被老师派出去参加国语演讲比赛、朗诵比赛的小女生。比赛题目，不外乎四维八德等。
初中时代，我是那个坐在披满彩带的小卡车里的播音员，对着麦克风念："武昌起义普天同庆全体军民同胞一心一德"，卡车走在游行的学生队伍前头，哦，还有，卡车两旁扎着巨大的总统照片。
初中时代，我是那个每天早晨在升旗典礼之后跑上升旗台，拿出小册子，对着六千名师生"恭读总统训词"三分钟的学生，全校光头的小男生和近视的小女生都认得我。
我是那个致毕业答辞的人。
我是那个念总统文告的人。
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国语说得很漂亮的人。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为了说这美丽的国语，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是一个没有方言的人。
我不会说母亲的方言，浙江淳安话。我不会说父亲的方言，湖南衡山话。不会说，因为家乡话代表"土"，那个年头，谁愿做"土"的事呢！
有三年的时间，我住在苗栗，周围很有些客家人，许多孩子也懂客语，可是要我去学客家话？匪夷所思，这个念头都没有。只有人来跟我学国语，哪有去跟别人学客语的道理？
接触最多的，当然是台湾本省人，说闽南语。我全听得懂，也能泛泛地聊天说笑，可是，那毕竟不是我的语言。生气的时候，我不会脱口而出"夭寿！"骂小孩捣蛋的时候不会说"猴因仔！"布袋戏里的笑话一知半解，歌仔戏里的哭调更无从捉摸。
在淡江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讲闽南语。在对方身分不明之前，我兀自心里狐疑：是菜市场的肉贩吗？是机车行的小徒弟吗？是餐馆里送菜的伙计吗？
结果，是一个德国籍的传道牧师。
原来，在四十多年压抑地方文化的政策之下，闽南语已经变成了一个只属于贩夫走卒的语言，换句话说，是一个属于所谓下层社会的语言。
我知道为什么自己在本省人的环境中成长，闽南语却并不曾变成我的语言。小学时候，一班六十个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不必因为"在学校说方言"而受罚。
我说的语言才是最高级的。
所以除了这一口漂亮的国语、华语、普通话之外，我什么方言都不会。
然而，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当然也不是"妈妈讲的话"，不是母语；我的母亲，当她说，"夹壁辣个小猫死个老缸五"的时候，用我的国语翻译就是，"隔壁那个小毛是个老江湖。"我的漂亮国语当然更不是爸爸讲的话。你总听过湖南老乡说话吧？在这里，我连模拟都模拟不来。有一次，父亲接了一通我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他从第一声"喂"开始讲了将近半个小时，费尽力气向对方解释我已离开，他不必再来。朋友还是来了，因为在那长达半小时的对谈中，他只听懂了开始那一声"喂——"
我的国语，自然也不是北京话。我没有北京经验，辞汇里当然就没有北京话的土味儿，也没有北京话的麻辣利落。它只是貌似北京话，但是北京话连着北京的土地，读几篇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就知道那个调调，搭一趟拥挤的北京公车，也能嗅到北京话的泥土气息。
我的听起来像北京话的国语，在台湾的土地上成长，岂不该充满着台湾的土气和芬芳吗？却又不是。连着台湾泥土的，是闽南语，还有客家话，还有先住民的各种族语。
我的漂亮的国语，是不附着于土地的。它是一个纯粹的画面的语言。
我不会骂人。最愤怒的时候也不过脱口说声"混蛋"。当开计程车的大陆老乡或街头卖槟榔的台湾小贩开骂的时候，那侮辱人的语言，从祖宗八代到人体器官到液体固体的各类排泄物.像江河直泻，淋漓尽致，我恭敬聆听之余，实在羡慕。
我的眼睛看见生活里的许多面貌，可是我的国语里没有辞汇。随兴走进乡下一座小庙吧；庙里的东西我能说出名字的大概不多。清水寺里有道士作法，他念的什么我听不懂，他作的什么我说不清楚。神舆在庙前随着锣鼓声摇荡，抬舆人踩的什么舞步？我不知道。
就是振振有辞讲道理的时候，我所援用的成语、谚语、双关语也都来自书本，是一种累积的知识而不是源于生活的语言。
我的世界，由父亲、母亲、赤脚的玩伴组成。当他们动感情的时候——生气、伤心、痛快的时候——父亲出口说湖南话，母亲说浙江话，玩伴们说闽南话。当他们冷静的时候——讨论、读书、客套寒喧、言不由衷的时候——他们就说国语。
湖南话、浙江话、闽南话，是他们最深的内心世界的语言，属于灵魂和诗的领域；国语。是他们外在理性世界的语言.是一种工具。
方言，像一株虬结的大树，树干连着根，根深植于泥土，根上有须，须上有土。
我的美丽的国语，看起来像株更高贵的树，其实是支笔直的电线杆，接上了线路繁复的电流，但是它不属于土地，更没有根。
为了说一句令人羡慕的、漂亮的国语，我付出了很重的代价——在语言上，我是一个失根的人。我的语言有正确的文法、典雅的用词、标准的发音，可是它没有祖先对家乡的记忆，没有和四周生活环境血肉相连的牵绊，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种次文化所能提供的养分。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不但悦耳，而且文明、优雅，但是贫血贫得厉害。因为它唯一的营养来源是书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体。
2妈妈讲的话
台湾政治解放了，闽南语终于可以得回它应有的尊严。学者编制台语字典，作家试探以台语写作，学童开口唱台语民谣我正在为乡土文化的复活而高兴的时候，却看见一张张忧心忡忡的脸。
外省长辈低沉地说：这种地方文化的复苏，很不幸的，夹带着一种报复情绪。有些人的终极目标，不仅只于母语文化的复苏，而在于取代原有的国语文化，换句话说，在推动本土文化的力量中有一股唯我独尊、强烈排他的暗潮。他为台湾的文化前景担忧。
外省第二代很郁闷地说：台湾，简直待不下去了。他们就硬是欺负你不懂闽南语，好像要把四十年的账全算在你头上。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国语，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了——就是不欢迎你在台湾留下去，好像流氓占了地盘似的。
不会说闽南语的作家，也很气忿：他们根本不看作品，只查血缘；只要你是外省的，不管第几代啦，就必定是帮国民党的应声虫，有出卖台湾的嫌疑；如果是本省的，那就是台湾的掌门人，法定继承者。在今天的台湾，好做作为一个本省人就自然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好像是一种比较干净的贵族血统。可怕！可怕！
我笑。
朋友怒形于色：你笑，你还笑得出来！你笑得出来，因为你不住在台湾，是不是？是不是？
对不起，我想我不必为自己不住在台湾而道歉；不能在台湾生活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我笑，是因为，这种为了讲"妈妈教的话"而引起的争吵实在太不稀奇了。就看看瑞士和加拿大吧。
瑞士的大族是德语人，可是瑞士德语是一种"深喉咙"的方言，说所谓标准德语的德国人听不懂瑞士方言，就好像我们说国语的人听不懂闽南语一样。瑞士是个小国，对地大物博人多的紧邻德国，一方面唇齿相依，一方面戒慎恐惧，唯恐自己的文化受到大国强势的影响。瑞士人保护自己的方言，像园丁保护玻璃房里的奇花异草。方言是他们的"国语"，用在法庭上辩论，在国会中议事，在商场上谈生意，在卧房里说爱，在大街上吵架
来到瑞士的德国人在背后说：这种方言能叫德语吗？难听死了，简直是种喉咙的病！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标准德语，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了——就是不喜欢你德国人，怎么样？！
加拿大讲法语的魁北克，火气可更大了。四周围全是说英语的人，魁北克人一直在困守围城的精神恐怖中生活，为"妈妈讲的话"战斗。你知道吗？在魁北克，一栋房子的外面若是有英文招牌，主人可以受法律制裁。连英美国家的商业机构，譬如纽约银行，到了魁北克都只能用法文翻译出来的名称。可怜了住在魁北克境内讲英语的少数民族，在九百万法语人口中占了百分之十一，这些饱受委屈的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只有一条路：走！每一年有两万英语人离开魁北克这个家乡。
魁北克人因为对英语强势文化反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提升到意识形态的抗争层次，使境内的英语少数民族备受压力。讲闽南语的台湾人因为对北京语强势文化反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扩大为意识形态的抗争，使境内的外省"少数民族"忐忑不安。可是，任何冷眼旁观的人都知道：魁北克让大量英语人流失的作法非但不公平而且愚蠢地伤害了自己，难道不能避免别人已犯的错误吗？不喜欢瑞士的德国人可以回到德国，受排挤的魁北克英语人也可以卷了细软一走了之，大不了到邻省换个工作罢了。可是，你要台湾的外省第二代去哪里呢？
比较聪明的可能是瑞士人。他们把自己的"土话"提升到"国语"的地位。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大声说"妈妈讲的话"，讲得理直气壮，口沫横飞.满足了每个民族和部落都需要的自尊感。用在有德国人的场合，更可以发挥同仇敌忾的同胞爱，抵御强势的中原文化。可是，瑞士方言毕竟是少数人的语言。不出五百万吧；讲标准德语的，在世界上却将近一亿人。一个文化要成长茁壮，光凭自尊感和同胞爱显然不够。讲"妈妈的话"的瑞士人，眼睛读的、手写的，却是那傲慢的、令人讨厌的、强势中原文化的语言：标准德语。
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就说作家吧！一个瑞士作家若以他"妈妈的话"写一本书，只有五百万人看得懂，若以标准德文书写，可能的读者却超过二十倍。很现实的：如果瑞士最知名的两位作家，弗瑞叙和杜仁马特，不是以标准德语写作，他们是否会享有如此高的文坛地位，就很难说了。另一方面，也由于瑞士人不将自己从广大的标准德语圈中划出来，他们对德语文化的吸收和反馈毫无间隔，从大德语文化圈所汲取的养分使地小人寡的瑞士在文化上却壮硕丰满。
如果有人说，谁在乎市场？我就是要为那少数又少数的人而写，因为只有他们懂得我最深处的伤痛。谁在乎那广大的、世界性的北京话的读者？
有这种强烈乡土情怀的作家其实也不少。非洲就有些人根本无视于所谓广大世界的存在，只用他部落的语言写给他村子里的老媪看。谁能批评这份乡土情怀呢？我只有尊敬。如果有一天，华语文学的洪流中竟然独特地发展出一支闽南语文学来，响着不同的音调，那岂不是件令人惊喜万分的事情。被压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站起来，是社会健康的迹象。
除非，这个文化的蓬勃是以另一个文化的压缩为代价。
我听说，台湾的外省人口已降到百分之十三（不一向说是百分之二十吗？）；外省人外流的比例相当高。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出版业者，逐渐地将经营中心移往大陆。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企业家考虑转移重心如果是真的，台湾岂不正步上魁北克的后尘？可是魁北克并没有台湾那样的生存危机呀！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吧！语言文化（说明白了，就是省籍差别）成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工具，是四十年来政策偏差的恶果。受过压迫的人不容易冷静、客观而公平地对待从前的压迫者。但等这被压迫的人得回了他应有的尊严和权力之后，他就有可能推己及人、雍容大度起来。为方言文化抗争的人或许就能理解：谁也没有权利要外省第二代去承担历史的责任。受过迫害的人或许就能同意：历史的组成，并不只有单纯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个阶级；没有人是纯粹的压迫者，也没有人是纯粹的被压迫者。受过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许更能体会公平和宽容的必要。
让权力的分配走上正轨，台湾会逐渐成熟，变成一个容忍异己、雍容大度的社会吧！在一个雍容大度的社会里，不管什么妈妈讲的话，我们都说得理直气壮。
往往在一场演讲之后，群众中会有人到后台来找我，不是和我理论演讲的内容，而是特别来说，"你的国语讲得真漂亮"，或者，"听你的华语真是享受"，或者"您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
我知道我的国语、华语、普通话说得"漂亮"，从小如此。
小学时候，我是那个永远被老师派出去参加国语演讲比赛、朗诵比赛的小女生。比赛题目，不外乎四维八德等。
初中时代，我是那个坐在披满彩带的小卡车里的播音员，对着麦克风念："武昌起义普天同庆全体军民同胞一心一德"，卡车走在游行的学生队伍前头，哦，还有，卡车两旁扎着巨大的总统照片。
初中时代，我是那个每天早晨在升旗典礼之后跑上升旗台，拿出小册子，对着六千名师生"恭读总统训词"三分钟的学生，全校光头的小男生和近视的小女生都认得我。
我是那个致毕业答辞的人。
我是那个念总统文告的人。
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国语说得很漂亮的人。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为了说这美丽的国语，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是一个没有方言的人。
我不会说母亲的方言，浙江淳安话。我不会说父亲的方言，湖南衡山话。不会说，因为家乡话代表"土"，那个年头，谁愿做"土"的事呢！
有三年的时间，我住在苗栗，周围很有些客家人，许多孩子也懂客语，可是要我去学客家话？匪夷所思，这个念头都没有。只有人来跟我学国语，哪有去跟别人学客语的道理？
接触最多的，当然是台湾本省人，说闽南语。我全听得懂，也能泛泛地聊天说笑，可是，那毕竟不是我的语言。生气的时候，我不会脱口而出"夭寿！"骂小孩捣蛋的时候不会说"猴因仔！"布袋戏里的笑话一知半解，歌仔戏里的哭调更无从捉摸。
在淡江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讲闽南语。在对方身分不明之前，我兀自心里狐疑：是菜市场的肉贩吗？是机车行的小徒弟吗？是餐馆里送菜的伙计吗？
结果，是一个德国籍的传道牧师。
原来，在四十多年压抑地方文化的政策之下，闽南语已经变成了一个只属于贩夫走卒的语言，换句话说，是一个属于所谓下层社会的语言。
我知道为什么自己在本省人的环境中成长，闽南语却并不曾变成我的语言。小学时候，一班六十个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不必因为"在学校说方言"而受罚。
我说的语言才是最高级的。
所以除了这一口漂亮的国语、华语、普通话之外，我什么方言都不会。
然而，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当然也不是"妈妈讲的话"，不是母语；我的母亲，当她说，"夹壁辣个小猫死个老缸五"的时候，用我的国语翻译就是，"隔壁那个小毛是个老江湖。"我的漂亮国语当然更不是爸爸讲的话。你总听过湖南老乡说话吧？在这里，我连模拟都模拟不来。有一次，父亲接了一通我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他从第一声"喂"开始讲了将近半个小时，费尽力气向对方解释我已离开，他不必再来。朋友还是来了，因为在那长达半小时的对谈中，他只听懂了开始那一声"喂——"
我的国语，自然也不是北京话。我没有北京经验，辞汇里当然就没有北京话的土味儿，也没有北京话的麻辣利落。它只是貌似北京话，但是北京话连着北京的土地，读几篇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就知道那个调调，搭一趟拥挤的北京公车，也能嗅到北京话的泥土气息。
我的听起来像北京话的国语，在台湾的土地上成长，岂不该充满着台湾的土气和芬芳吗？却又不是。连着台湾泥土的，是闽南语，还有客家话，还有先住民的各种族语。
我的漂亮的国语，是不附着于土地的。它是一个纯粹的画面的语言。
我不会骂人。最愤怒的时候也不过脱口说声"混蛋"。当开计程车的大陆老乡或街头卖槟榔的台湾小贩开骂的时候，那侮辱人的语言，从祖宗八代到人体器官到液体固体的各类排泄物.像江河直泻，淋漓尽致，我恭敬聆听之余，实在羡慕。
我的眼睛看见生活里的许多面貌，可是我的国语里没有辞汇。随兴走进乡下一座小庙吧；庙里的东西我能说出名字的大概不多。清水寺里有道士作法，他念的什么我听不懂，他作的什么我说不清楚。神舆在庙前随着锣鼓声摇荡，抬舆人踩的什么舞步？我不知道。
就是振振有辞讲道理的时候，我所援用的成语、谚语、双关语也都来自书本，是一种累积的知识而不是源于生活的语言。
我的世界，由父亲、母亲、赤脚的玩伴组成。当他们动感情的时候——生气、伤心、痛快的时候——父亲出口说湖南话，母亲说浙江话，玩伴们说闽南话。当他们冷静的时候——讨论、读书、客套寒喧、言不由衷的时候——他们就说国语。
湖南话、浙江话、闽南话，是他们最深的内心世界的语言，属于灵魂和诗的领域；国语。是他们外在理性世界的语言.是一种工具。
方言，像一株虬结的大树，树干连着根，根深植于泥土，根上有须，须上有土。
我的美丽的国语，看起来像株更高贵的树，其实是支笔直的电线杆，接上了线路繁复的电流，但是它不属于土地，更没有根。
为了说一句令人羡慕的、漂亮的国语，我付出了很重的代价——在语言上，我是一个失根的人。我的语言有正确的文法、典雅的用词、标准的发音，可是它没有祖先对家乡的记忆，没有和四周生活环境血肉相连的牵绊，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种次文化所能提供的养分。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不但悦耳，而且文明、优雅，但是贫血贫得厉害。因为它唯一的营养来源是书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体。
2妈妈讲的话
台湾政治解放了，闽南语终于可以得回它应有的尊严。学者编制台语字典，作家试探以台语写作，学童开口唱台语民谣我正在为乡土文化的复活而高兴的时候，却看见一张张忧心忡忡的脸。
外省长辈低沉地说：这种地方文化的复苏，很不幸的，夹带着一种报复情绪。有些人的终极目标，不仅只于母语文化的复苏，而在于取代原有的国语文化，换句话说，在推动本土文化的力量中有一股唯我独尊、强烈排他的暗潮。他为台湾的文化前景担忧。
外省第二代很郁闷地说：台湾，简直待不下去了。他们就硬是欺负你不懂闽南语，好像要把四十年的账全算在你头上。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国语，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了——就是不欢迎你在台湾留下去，好像流氓占了地盘似的。
不会说闽南语的作家，也很气忿：他们根本不看作品，只查血缘；只要你是外省的，不管第几代啦，就必定是帮国民党的应声虫，有出卖台湾的嫌疑；如果是本省的，那就是台湾的掌门人，法定继承者。在今天的台湾，好做作为一个本省人就自然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好像是一种比较干净的贵族血统。可怕！可怕！
我笑。
朋友怒形于色：你笑，你还笑得出来！你笑得出来，因为你不住在台湾，是不是？是不是？
对不起，我想我不必为自己不住在台湾而道歉；不能在台湾生活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我笑，是因为，这种为了讲"妈妈教的话"而引起的争吵实在太不稀奇了。就看看瑞士和加拿大吧。
瑞士的大族是德语人，可是瑞士德语是一种"深喉咙"的方言，说所谓标准德语的德国人听不懂瑞士方言，就好像我们说国语的人听不懂闽南语一样。瑞士是个小国，对地大物博人多的紧邻德国，一方面唇齿相依，一方面戒慎恐惧，唯恐自己的文化受到大国强势的影响。瑞士人保护自己的方言，像园丁保护玻璃房里的奇花异草。方言是他们的"国语"，用在法庭上辩论，在国会中议事，在商场上谈生意，在卧房里说爱，在大街上吵架
来到瑞士的德国人在背后说：这种方言能叫德语吗？难听死了，简直是种喉咙的病！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标准德语，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了——就是不喜欢你德国人，怎么样？！
加拿大讲法语的魁北克，火气可更大了。四周围全是说英语的人，魁北克人一直在困守围城的精神恐怖中生活，为"妈妈讲的话"战斗。你知道吗？在魁北克，一栋房子的外面若是有英文招牌，主人可以受法律制裁。连英美国家的商业机构，譬如纽约银行，到了魁北克都只能用法文翻译出来的名称。可怜了住在魁北克境内讲英语的少数民族，在九百万法语人口中占了百分之十一，这些饱受委屈的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只有一条路：走！每一年有两万英语人离开魁北克这个家乡。
魁北克人因为对英语强势文化反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提升到意识形态的抗争层次，使境内的英语少数民族备受压力。讲闽南语的台湾人因为对北京语强势文化反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扩大为意识形态的抗争，使境内的外省"少数民族"忐忑不安。可是，任何冷眼旁观的人都知道：魁北克让大量英语人流失的作法非但不公平而且愚蠢地伤害了自己，难道不能避免别人已犯的错误吗？不喜欢瑞士的德国人可以回到德国，受排挤的魁北克英语人也可以卷了细软一走了之，大不了到邻省换个工作罢了。可是，你要台湾的外省第二代去哪里呢？
比较聪明的可能是瑞士人。他们把自己的"土话"提升到"国语"的地位。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大声说"妈妈讲的话"，讲得理直气壮，口沫横飞.满足了每个民族和部落都需要的自尊感。用在有德国人的场合，更可以发挥同仇敌忾的同胞爱，抵御强势的中原文化。可是，瑞士方言毕竟是少数人的语言。不出五百万吧；讲标准德语的，在世界上却将近一亿人。一个文化要成长茁壮，光凭自尊感和同胞爱显然不够。讲"妈妈的话"的瑞士人，眼睛读的、手写的，却是那傲慢的、令人讨厌的、强势中原文化的语言：标准德语。
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就说作家吧！一个瑞士作家若以他"妈妈的话"写一本书，只有五百万人看得懂，若以标准德文书写，可能的读者却超过二十倍。很现实的：如果瑞士最知名的两位作家，弗瑞叙和杜仁马特，不是以标准德语写作，他们是否会享有如此高的文坛地位，就很难说了。另一方面，也由于瑞士人不将自己从广大的标准德语圈中划出来，他们对德语文化的吸收和反馈毫无间隔，从大德语文化圈所汲取的养分使地小人寡的瑞士在文化上却壮硕丰满。
如果有人说，谁在乎市场？我就是要为那少数又少数的人而写，因为只有他们懂得我最深处的伤痛。谁在乎那广大的、世界性的北京话的读者？
有这种强烈乡土情怀的作家其实也不少。非洲就有些人根本无视于所谓广大世界的存在，只用他部落的语言写给他村子里的老媪看。谁能批评这份乡土情怀呢？我只有尊敬。如果有一天，华语文学的洪流中竟然独特地发展出一支闽南语文学来，响着不同的音调，那岂不是件令人惊喜万分的事情。被压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站起来，是社会健康的迹象。
除非，这个文化的蓬勃是以另一个文化的压缩为代价。
我听说，台湾的外省人口已降到百分之十三（不一向说是百分之二十吗？）；外省人外流的比例相当高。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出版业者，逐渐地将经营中心移往大陆。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企业家考虑转移重心如果是真的，台湾岂不正步上魁北克的后尘？可是魁北克并没有台湾那样的生存危机呀！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吧！语言文化（说明白了，就是省籍差别）成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工具，是四十年来政策偏差的恶果。受过压迫的人不容易冷静、客观而公平地对待从前的压迫者。但等这被压迫的人得回了他应有的尊严和权力之后，他就有可能推己及人、雍容大度起来。为方言文化抗争的人或许就能理解：谁也没有权利要外省第二代去承担历史的责任。受过迫害的人或许就能同意：历史的组成，并不只有单纯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个阶级；没有人是纯粹的压迫者，也没有人是纯粹的被压迫者。受过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许更能体会公平和宽容的必要。
让权力的分配走上正轨，台湾会逐渐成熟，变成一个容忍异己、雍容大度的社会吧！在一个雍容大度的社会里，不管什么妈妈讲的话，我们都说得理直气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