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内心独白--《知青日记》序言
    这是由300余页知青日记辑成的书稿。在我看来,乃是几十名当年“知青”的内心独白。至今,我已为全国各地许多当年的知青们的书稿写过序了,但是第一次为这种由日记辑成的书稿写序。那么,也让我以日记的方式来写这一篇序吧。
    2011年4月22日上午9点半,我参加了年度的“中华文学写作者年会”。“年会”由中国散文学会、《散文选刊》(下半月刊)、《长篇小说选刊》合办,到会者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写作爱好者,亦主要是诗歌、散文、小说的获奖者。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先生、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翟俊杰、国家广电总局剧本中心主任高尔纯、全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等到会,并真诚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理念,向获奖者们表达了热情洋溢的祝贺……
    下午,我本是要作一次创作讲座的--但我想,这篇序真是拖得太久了,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说明原因,得到朋友们的谅解,开始在家中读这部书稿。晚饭前,读罢1/3;晚饭后,又读罢1/3。
    今天--4月23日上午,全部读完。书稿中呈现出某些相当有时代认知价值的人和事。如:哈尔滨女知青郝志宏,听了农场干部的动员报告之后,“情绪十分激动,也没和家人商量就第一个报了名”。
    这刚满18岁的中学女生何以“十分激动”呢?因为报告人说:“农场的生活条件可好了,常年吃大米;土豆像香瓜一样大,像倭瓜一样面;天天早上喝牛奶,吃的是白面大馒头。”
    当年,哈尔滨人每人每月才二斤白面,一斤大米,尚未参加工作的儿女一年到头是难得吃上几次大白馒头和大米饭的;普通城市人是根本喝不到牛奶的;春节期间才能往饱了吃几顿。家家户户平时是舍不得吃大米白面的,为春节过得高兴,得月月留存。并且,对上班的人,也总须照顾--隔几天蒸一屉白面与苞谷面两掺的馒头给他们带。若还有老人,更须留存米面在老人生病时改善一下他们的伙食。
    所以可以这么说,农场干部的话,几乎对当年所有北方城市的儿女都有同样巨大的吸引力。
    在当年,吃什么是中国人的第一幸福要素。那么,农场干部有没有“瞎忽悠”呢?也没有。
    北方的大多数农场,口粮确实以面粉为主。每年麦收以后,新面蒸的馒头确实又白又香。土豆也确实很大,很面。至于牛奶,除了奶牛多的农场,一般农场的职工绝不会天天喝到。即使天天有得喝,那也得买。知青每月32元的工资,若天天早上买牛奶喝,每月也就剩不下几元钱了。
    农场干部们还说:“谁报名下乡谁就是革命的,不报名下乡就是不革命,阻挡下乡就是****早走早革命,晚走晚革命。”
    郝志宏“第一个报了名”的“革命行动”没和家人商量,使父母一时乱了方寸。但她是那么地固执,父母难以阻挡。否则,便是有“****之嫌!
    然而,她迁完户口,“走出派出所,我的心里一阵空荡,有些念恋城市,留恋家”,下乡知青专列开动后,“当哭声平静下来,我才品味到对家乡和对亲人的无比依恋,开始号啕大哭。车不停,我哭个不停……我想家,想我那温馨的房间、我的滑冰鞋、我的游泳衣、我的手风琴……”
    列车加水时,她居然偷偷溜下了车,爬上空货车,于半夜回到了哈尔滨车站货场,再坐人力三轮回到家里……
    在当年,她居然有自己“温馨的房间”,有滑冰鞋、游泳衣、手风琴,证明她生活在不一般的家庭里。若是生活在儿女较多的普通人家,大概便没有以上经历了。对于后者,下乡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之事……
    郝志宏当年的下乡过程,相当有故事性地诠释了这样一种时代现象--“激动”乃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特别普遍的一种动力,对于第一、二批知青们而言,尤其如此。
    与郝志宏的下乡经历相似的还有岳淑霞,她是到了农场之后又跑回家里去的。怎么办呢?城市户口已经注销了,女儿已经属于农场的人了,父亲只有与她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用“革命”思想再将她劝回去。
    后来,这两名知青,都是坚持到最后一年才返城的。陈忠礼是一名兵团知青,他负责每天敲连队的钟。这是不足论道之事。
    但对于陈忠礼意义重大。
    他在1969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当我每天敲钟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是为革命在敲钟。早上敲钟是叫同志们起床跑步,上工前敲钟是叫同志们马上去战斗,批判会前敲钟,是号召全体战士们拿起武器和敌人去交锋。我敲的是革命的钟,鼓励战友们在工作中去革命,在革命中去工作。我敲的是革命的警钟,敲得阶级敌人胆颤心慌。革命同志喜欢我的钟声,阶级敌人害怕我的钟声。我敲的是革命战斗的钟,我敲的是对阶级敌人警告的钟……”
    可阶级敌人在哪里呢?刘建生一到农场,就赶上了一场揭发、批判叛徒和特务的群众大会。详细的揭批过程他的日记中并没写到。但我们过来人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对于被斗争的人,那不啻是人生灾难。那种灾难,每使有的人致残、致死,或自杀。我当年在兵团当班长时,我那个班的知青就打死过无辜被扣上“特务”罪名的人。那件事使我当年气愤得辞去了班长,对我那个班的几名知青,我永远难以原谅,也从没打算原谅。两年前,在一次知青战友的聚会餐桌上,我又光火地对一名知青战友斥问:“说!你当年打过人没有?!”刘建生日记中写到的那个“叛徒、特务”侥幸熬过了那个时代,“文革”后得以平反,又当上了教师。但那场批斗会对刘建生的教育是--“誓将农村的‘斗、批、改’进行到底,不获全胜,誓不罢休”。只要思想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似乎便总能在现实之中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名当老师的女知青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带领红小兵执勤,监查“投机倒把分子”和不上自行车牌照的人,并且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应该继续战斗下去。”当年在农场,所谓投机倒把,无非就是做点儿能挣几角钱的小生意。
    她和孩子们扣住了一个没有自行车牌照的人,那人态度不是很好。她对他进行教育,讲“革命”道理:“没有自行车牌照就是欺骗国家。”其实那人的自行车牌照只不过掉在家里了,回家取来后,也就被放行了。
    而这件事,使她认识到--“一个人能为人民多做些事是光荣的,我是新中国的一员,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更应该做好这项工作。做这项工作是革命的需要,是斗争的需要,是保卫红色江山的需要,以后我还要再接再厉,做好这项工作,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阶级斗争、思想斗争也存在于知青之间。
    同宿舍的几名知青嘴馋,从晒场上“偷”回了一斤多黄豆,撒在炉盖上烤爆了吃着玩儿,不料她们中有了揭发者--于是连长找到她们头上了,与她们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谆谆教导她们:“连里正在进行‘斗、批、改’运动,阶级斗争日趋复杂,一些阶级异己分子设法把黑手伸向知识青年,千方百计拉你们下水,你们可要提高警惕,在大风大浪中站稳脚跟啊!”
    连长的话让她们觉得莫名其妙。于是连长又引导她们对着毛主席像“狠斗私字一闪念”。这一狠斗,使她们交代了“黄豆事件”。而连长最后说:“这问题性质很严重,说大了是盗窃国家财产,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鉴于她们是知青,又是初犯,连长宽大了她们,只命她们每人写检讨书……
    一名女知青在劳动中脚被长钉穿透,连队派马车紧急将她送往医院--而医护人员们,在救治前首先与她共同学习“最高指示”……
    还好,长钉只不过从脚趾缝间穿过。知青潘春燕,因家庭历史中有“不清楚的问题”,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偏偏这时候,她心中还萌生了对异性的爱情!爱情啊,多么“糟糕”的事啊!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没有想到爱情这件事,竟然毫不留情地向我进攻。这成了什么体统?简直是岂有此理。我恨这些(追求她的人)不想革命,只想谈恋爱的人,更不愿让这些无聊的事来绕身……我不是没感情,为了革命,让爱情在我这里缓行。”知青刘汝龙,是那么地充满了“革命激情”,在探家的列车上,也要主动办起政治学习班,指挥大家高唱语录歌曲……知青柴春泽是煤矿业干部子弟,他父亲在写给他的信中,向他透露,他将会被招工到矿上。而他在给父亲的回信中,批判了父亲,也表达了自己扎根农村的决心。在当年,他的回信公开发表在报上了,他成了全国知青学习的榜样。“文革”后,他被怀疑是“与‘四人帮’有关系”的人,接受过审查。最终,还是恢复了他的党籍……
    “通过一年的辛勤劳动,我今天得到了回报,分到了口粮和蔬菜。口粮共690斤,其中小麦70斤,谷子60斤,大豆20斤,玉米500斤,高粱40斤;蔬菜共300斤,其中土豆100斤(合4元钱),山东菜200斤(合5元钱),此外还有大蒜100头(合5角钱)。总出勤工分1739分,共收入152元1角4分,扣除口粮和菜款,还剩84元7角1分……”
    以上是一名插队男知青1975年12月1日的日记。这一则日记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一名青年一年的收入,七扣八扣,只不过八十几元啊!
    那样的年代究竟好在哪儿呢?我们这一代过来人的回忆意义,正在于以见证人的资格说--中国绝不能倒退回去!向前发展才能改变令人不满且忧虑的现状。俱往矣。
    所有这些真实的人、事,虽然距今只不过30年,却分明地早已被岁月所湮灭,被文化所屏蔽,被社会意识形态所稀释、冲淡,于是,差不多也就被当下的人们彻底忘却了。
    联系到我昨日上午参加的会议,感慨良多。200多到会者,多数是已退休的人。他们中,许多人也曾是知青,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爱上了写作这件事,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时评。在他们笔下,亲情、友情、爱情,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花草树木的关系,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现象的关系,人与自身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关系,一一写来。有的文字温暖敦厚,有的文字优美精致,有的文字浪漫,有的文字幽默,有的文字深刻犀利、富有哲理……总而言之,他们的文字,使他们表现为有情调、有情趣、有情绪、有情怀和追求情怀的人……
    将如上内容与《知青日记》相比较,我真的觉得《知青日记》的内容是那么地干瘪。除了随时准备对别人发起批判和不依不饶的自我批判,简直可以说没有其他内容。甚至干重活之后觉得累了,也要对自己那累了的自然而然的身体感觉批判一通。即使只将两种文字相比较,后一种文字史无前例地如出一辄,也教今人错愕不已。那比现如今最不像话的官话还不像话--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忠于、批判、打倒等词汇,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也似乎成为华丽词句。
    如此评来,难道毫无意义了不成?否。
    我想,出版这一部《知青日记》的意义恰在于,足可引起一种叩问--谁使几乎整整一代人变成了那样?他们又是怎么被变成了那样?
    毫无疑问,被变成过那样,对于个人的青春年华是极其可悲可叹的。而对于一个国家,是特别可怕的。
    当文化从人们的生活中被扫荡干净,并进而以某种意识彻底取代文化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普通人不可能不被异化为某种意识的随时都可轻而易举加以利用的“活的工具”。
    这乃是“文革”的秘密。
    《知青日记》极真实地曝光了这一秘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人们,注意不要使那样的时代卷土重来呵!警惕再被那种所谓的“革命”忽悠呵!……
    2011年4月23日
    于北京(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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