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王朝的扩张：虽远必诛__72
大汉王朝的扩张：虽远必诛 作者:醉罢君山
大汉王朝的扩张：虽远必诛__72
国王、焉耆左将军北鞬支等人见班超杀死告密者，心中觉得有几分踏实，便前往参加会议。焉耆宰相腹久谏道：“大王不可去啊，班超这个人狡诈得很，去了怕没有好结果。”焉耆王等不听，腹久叹了一口气，与其他十六名官员一起逃跑了，危须国王也惧怕被诛，也逃跑了。
果然不出腹久所料，班超乃是设下鸿门宴，等到大会召开时，班超坐在首座，诸国王坐下座，班超扫视众王，愤怒地说：“危须国王怎么没有到位？焉耆宰相腹久等人为什么逃跑了？”
焉耆王听到此话，涌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预感很快成为噩梦了。
班超叱令卫兵将焉耆王、尉犁王、北鞬支等人拿下，理由呢？这些国家当年策划发动战争，攻杀西域都护陈睦。
其实真正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前任焉耆王，并不是现在这位。对班超来说，这并不重要。这是国仇，国仇必报，既然前任国王死了，就以现任国王抵命，这是当时的社会观念，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观念，是春秋大义，《春秋公羊传》说的：“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最后焉耆王等人被押解到当年的西域都护府处死，班超隆重祭奠前西域都护陈睦。
焉耆王、尉犁王被诱杀，焉耆、尉犁、危须这三个国家的叛乱随即发生，班超率七万大军迅速扫平，击杀五千余人，其余一万五千人悉数投降。
至此，西域五十余国，悉数归附东汉政府。
班超经过二十年的苦斗，终于实现他年轻时立下的誓言，他的功业，早已远远超越了傅介子，与张骞可并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由于班超在西域的辉煌成就，被汉和帝晋封为“定远侯”，果然如相士所说，封侯于万里之外。班定远成为那个时代的传奇，永载史册，成为后世中国军人的楷模。
班超的伟大，不仅在于开拓西域，而且还在于他在张骞之后，又一次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
公元97年（和帝永元九年），班超派遗部下甘英出使大秦、条支。
此时的班超已经六十五岁，年迈力衰，军政务缠身，他无法自己出行，只好将此事交付年轻力壮的甘英。甘英此行收获极大，他是继张骞之外又一位杰出的探险家，他从西域出发，一直到达地中海沿岸。史书上没有记载甘英具体的出行线路，不过从《后汉书》的“西域传”中大致推断，甘英可能是从现在新疆南部出发，经克什米尔，往西南折向巴基斯坦，然后穿过伊朗高原进入西亚，最后抵达地中海的东岸。
条支大约是在西亚的地中海沿岸（叙利亚一带），在此之前，中国人从来没有到达如此远的地方，出西域到条支，大约需要行二百日的时间，此路途之艰辛，可想而知。甘英每到一地，必详细地记录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并且收集中原所看不到的奇珍异物，他所获得的西方的知识，要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人。
当甘英行至地中海岸时，他却犯下一个大错。
甘英身负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的使命，他找到了安息的船家。船家告诉甘英：“大海广阔无边，如果遇到顺风，三个月就可以到达罗马了，如果遇到逆风，也有可能要花上两年的时间，所以凡是出海者，一般要携带上三年的粮食。在海上行船，容易令人思念家乡亲人，而且也很危险，常有人死于海上。”
地中海处西风带，向西航行，更多的情况会遇到逆风的情况，甘英望洋兴叹，心里打起退堂鼓，最后他放弃了前往罗马的打算。
如果甘英毅然前往罗马，那么在他到达罗马时，很可能遇上罗马雄才伟略的皇帝图拉真（98年即位），图拉真的年代正是罗马帝国疆域最为辽阔的时代，罗马帝国与大汉帝国矗立在亚欧大陆的东西两侧，而且有着同样伟大的文明。甘英并不知道他丧失了一个沟通东西方的机会，否则他将成为与张骞一样伟大的人物。
即便如此，甘英仍然是那个时代走得最远的中国人，他在旅程中对各国的纪录保存在《后汉书》的“西域传”中，为古代中国人开拓眼界仍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近世学者王国维曾写诗赞扬甘英的功绩：“西域纵横尽万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这里王国维认为甘英所到达的西海是指黑海。
长年的征战与繁忙的政务，使班超的身体每况愈下，岁月不饶人，转眼到了永元十二年（100年），班超已经六十九岁了。落叶归根，班超愈发思念家乡和亲人，班超的哥哥班固因为窦宪事件而遭到株连，在八年前（92年）死于监狱中，家乡的亲人只剩下他的妹妹班昭。而班超最疼爱的小儿子班勇到现在还没有踏入中土一步，班超很想在自己有生之年，能与儿子一起返回家乡，返回自己离开数十年的祖国。
班超提笔写了一份奏疏说：“蛮夷风俗，畏壮侮老。如今我已经垂垂老矣，牙齿也快掉光了，常恐年迈力衰，忽然倒下，孤魂不得回到家乡。我没有想能回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我已经年老多病，冒死胡言乱语，谨派儿子班勇随西域奉献贡物的人马回到中国，在我有生之年，让班勇能看到自己的祖国。”
但是班超的上疏却如石沉大海，将近三年过去了，没有回音。
班超的妹妹班昭，给皇帝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
“臣妾的胞兄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幸得以微功蒙皇上的重赏，天恩殊绝。班超初出西域时，怀着为国捐躯的志向，希冀建立微薄的功业，报效大汉。时遇陈睦之变，西域交通隔绝，班超孤身转侧绝域，晓喻诸国，率领其兵众，每有攻战，辄身先士卒，身被刀箭之伤，不避死亡，幸赖陛下神灵，得以延命沙漠，至今三十年了。骨肉生离，不复相识。当年追随班超的吏士，现在都已经去世，班超年龄最大，今年七十岁了，病痛缠身，头发苍白，双手麻木，耳目不明，要扶杖方可行走。即便想竭尽其力，以报答天恩，迫于老迈，也是有心无力。蛮夷之性，畏壮侮老，班超生死只在旦暮之间，如果久无人顶替，恐怕夷人会有奸邪逆乱之心。而朝廷的公卿士大夫，不肯远虑，一旦暴乱发生，班超力不能从心，上则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则弃忠臣竭力之用，这不可不令人心痛。班超在万里之外，归心似箭，引颈而盼，至今三年，却音讯全无。
臣妾听说古代十五从军，六十而还，也还有退休不任职的休闲时间。因为陛下以孝治天下，况班超身列侯伯之位，故敢冒死为之求情，乞求让班超安度余年。一旦班超生还，西域没有突然变故的担忧，国家便没有劳师远征之虑。班超曾写信与臣妾诀别，恐没有机会再见一面。臣妾着实伤感班超以壮年为国竭忠尽孝于沙漠，而在疲老之时便捐身死于旷野之中，诚可哀怜。如果朝廷置之不理，班超去世后一旦西域有变，希望班家能因为象赵母、卫姬一样因事先请罪而蒙宽赦。臣妾愚昧不知大义，触犯忌讳，陛下勿责。”
班昭既晓之以情，又动之于理，这封信终于打动了汉和帝。
永元十四年（102年），班超踏上了归乡之途。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未干。”整整三十年啊，班超已经年过七十，他一身病痛，特别是胸肋处，时常疼痛难忍（心脏病？）。这一年的八月，班超回到了洛阳，洛阳依旧繁华，歌舞升平，与西域的贫穷与荒凉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忽然觉得人生是如此的短暂，似乎三十年前在车师奇袭匈奴使团的故事，就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可见。
曾经指挥过金微山战役的将领任尚被指定了新一任的西域都护，任尚前来拜访班超，希望得到班超的指点。任尚谦虚地请教说：“阁下在外国呆了三十余年，在下有幸继承你的位置，任务艰巨，我所考虑的或有不周到之处，愿意聆听阁下的教诲。”
班超点点头，对任尚说：“老夫年老了，智力大不如从前，阁下多次为国家担当重任，班超岂敢与阁下相比。实在不得不说的话，就说几句愚昧的话了。屯居在塞外的中国士兵，大多不是孝子贤孙，而是因犯了罪而发配到那里的；而塞外蛮夷，与鸟兽一样，桀骜难驯，容易败事。阁下性格严厉而急躁，水至清则无鱼，察政如果不得要领，就容易丧失人心，所以不宜严苛，而应该要宽松简易，对于小过错不要计较，总揽大纲、把握全局就行了。”
任尚毕恭毕敬地听着，见班超不再往下说了，问道：“就这些啊？”班超点点头，任尚露出了一丝失望的表情，向班超辞行。班超见任尚远去的背影，轻轻叹一口气，他想起老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吾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任尚回去后，对自己的亲信说：“我还道班君有什么奇谋妙策，今天一听，真是太平常了。”说罢又摇摇头。
汉和帝召见班超，拜为射声校尉，但此时班超已经病情加重了，和帝时不时派人前来探望班超，并赐予医药，即便如此，班超的生命之火已经微弱到一阵风就可以吹灭了。
九月，班超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距离他回家仅仅一个月。
班超不仅是东汉时代最伟大的英雄，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他几乎仅凭个人的勇气与智慧，降服西域五十余个国家，如此伟业，空前绝后。不独中国历史，举诸世界历史，奋斗于异域，而卒能成大业的，能与班超比肩者，亦不过凤毛麟角罢了，英国的克莱武与哈斯丁斯勉强可以入选，笔者浅陋，试分析之。
克莱武（robert clive，1725～1774）为英国历史上最杰出之冒险家与军人，1751年，克莱武以五百人的英印部队（英军三百人），坚守亚科特，面对一万人的印法军队（法军一百五十人），赖其神勇表现，顶住压力，使英军最终夺得第二次卡尔纳蒂克战争之胜利。1757年之普拉西战役，复以三千人之微弱兵力（八百名英军，二千二百名印军），对抗七万人的孟加拉土邦军队，凭借分化瓦解敌军内部之谋略，土邦军队多数退出战斗，克莱武以不足四十名士兵战死之微小代价，赢得会战之胜利。此役乃是印度近代史划时代的战役，印度沦于英人之手，实由此役始。
克莱武之后，有哈斯丁斯（;hastings，1732～1818），哈斯丁斯于1772到1785年任孟加拉总督，为英国扩张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无论武功上与政治上均卓有成绩，1775年到1782年，英发动马拉塔战争，旷日持久，屡受挫折，赖哈斯丁斯之力，最后反败为胜。此家伙本为东印度公司职员，任总督期内，大力支持鸦片贸易，中国受鸦片这荼毒，与此人关系颇深。哈斯丁斯善于利用印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此正班超之手腕。
以史论史，班超之功业，超过克莱武与哈斯丁斯远矣。
班超、克莱武、哈斯丁斯颇有共同之处：英勇善断、足智多谋，充满冒险精神，富有军事、外交及政治才华，一手擎天，独撑大局。当克莱武经营印度，其背后之对手乃是强大的法国，班超经营西域，其背后之对手乃是强大的匈奴，此背景有相似之处。然而克莱武、哈斯丁斯之前，英国在印度有相当的根基，东印度公司已在印度立足百余年，不纯为商业公司，实半武装之机构。而班超入西域时，西域五十余年，无汉一兵一卒，一官一吏，其可凭借之资源，较克莱武、哈斯丁斯可谓少之又少。在西域奋斗的三十年间，班超得到政府的支援是少得可怜，最多时也仅有二千名的士兵，既没有军事上的强大后援，也没有政府在财政上的支持，所有一切，都凭他个人的才能解决。故知班超奋斗之艰辛，实远逾克、哈二人。班超以三十年时间，乃竟全功，而克、哈二人，有奠基之功，然英国独占印度，实又耗近百年之时间。
班超的成功固然有强大汉帝国为后盾，然而其个人奋斗功不可没。首先是他杰出的外交才能。他是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即信用，又狡诈，对可以信任的人是有义气的，就使他在最艰难的时候，选择了留在西域；他对背叛者以及敢犯汉强者，是狡诈的，所以诱杀疏勒王忠与焉耆王。班超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既可以判断全局的形势，又善于洞悉人性的弱点，他充分利用这种人性的弱点，恩威并施；他勇敢过人，无视生死，但不是一介莽夫，在车师杀匈奴使者，在于阗杀大巫师，在疏勒擒国王等，不仅是斗勇，也是斗智，这个智就是抓住对手的弱点所在，一击中的，迫使对手别无选择。西域国家不仅多，而且充满矛盾，班超在这些矛盾中游刃有余，借力使力，以夷制夷，即便身陷危险之中，每每能化险为夷。
另一方面，班超的军事才华对他西域事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攻陷莎车之役是班超军事生涯的代表作，在敌方援军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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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腹久所料，班超乃是设下鸿门宴，等到大会召开时，班超坐在首座，诸国王坐下座，班超扫视众王，愤怒地说：“危须国王怎么没有到位？焉耆宰相腹久等人为什么逃跑了？”
焉耆王听到此话，涌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预感很快成为噩梦了。
班超叱令卫兵将焉耆王、尉犁王、北鞬支等人拿下，理由呢？这些国家当年策划发动战争，攻杀西域都护陈睦。
其实真正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前任焉耆王，并不是现在这位。对班超来说，这并不重要。这是国仇，国仇必报，既然前任国王死了，就以现任国王抵命，这是当时的社会观念，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观念，是春秋大义，《春秋公羊传》说的：“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最后焉耆王等人被押解到当年的西域都护府处死，班超隆重祭奠前西域都护陈睦。
焉耆王、尉犁王被诱杀，焉耆、尉犁、危须这三个国家的叛乱随即发生，班超率七万大军迅速扫平，击杀五千余人，其余一万五千人悉数投降。
至此，西域五十余国，悉数归附东汉政府。
班超经过二十年的苦斗，终于实现他年轻时立下的誓言，他的功业，早已远远超越了傅介子，与张骞可并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由于班超在西域的辉煌成就，被汉和帝晋封为“定远侯”，果然如相士所说，封侯于万里之外。班定远成为那个时代的传奇，永载史册，成为后世中国军人的楷模。
班超的伟大，不仅在于开拓西域，而且还在于他在张骞之后，又一次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
公元97年（和帝永元九年），班超派遗部下甘英出使大秦、条支。
此时的班超已经六十五岁，年迈力衰，军政务缠身，他无法自己出行，只好将此事交付年轻力壮的甘英。甘英此行收获极大，他是继张骞之外又一位杰出的探险家，他从西域出发，一直到达地中海沿岸。史书上没有记载甘英具体的出行线路，不过从《后汉书》的“西域传”中大致推断，甘英可能是从现在新疆南部出发，经克什米尔，往西南折向巴基斯坦，然后穿过伊朗高原进入西亚，最后抵达地中海的东岸。
条支大约是在西亚的地中海沿岸（叙利亚一带），在此之前，中国人从来没有到达如此远的地方，出西域到条支，大约需要行二百日的时间，此路途之艰辛，可想而知。甘英每到一地，必详细地记录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并且收集中原所看不到的奇珍异物，他所获得的西方的知识，要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人。
当甘英行至地中海岸时，他却犯下一个大错。
甘英身负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的使命，他找到了安息的船家。船家告诉甘英：“大海广阔无边，如果遇到顺风，三个月就可以到达罗马了，如果遇到逆风，也有可能要花上两年的时间，所以凡是出海者，一般要携带上三年的粮食。在海上行船，容易令人思念家乡亲人，而且也很危险，常有人死于海上。”
地中海处西风带，向西航行，更多的情况会遇到逆风的情况，甘英望洋兴叹，心里打起退堂鼓，最后他放弃了前往罗马的打算。
如果甘英毅然前往罗马，那么在他到达罗马时，很可能遇上罗马雄才伟略的皇帝图拉真（98年即位），图拉真的年代正是罗马帝国疆域最为辽阔的时代，罗马帝国与大汉帝国矗立在亚欧大陆的东西两侧，而且有着同样伟大的文明。甘英并不知道他丧失了一个沟通东西方的机会，否则他将成为与张骞一样伟大的人物。
即便如此，甘英仍然是那个时代走得最远的中国人，他在旅程中对各国的纪录保存在《后汉书》的“西域传”中，为古代中国人开拓眼界仍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近世学者王国维曾写诗赞扬甘英的功绩：“西域纵横尽万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这里王国维认为甘英所到达的西海是指黑海。
长年的征战与繁忙的政务，使班超的身体每况愈下，岁月不饶人，转眼到了永元十二年（100年），班超已经六十九岁了。落叶归根，班超愈发思念家乡和亲人，班超的哥哥班固因为窦宪事件而遭到株连，在八年前（92年）死于监狱中，家乡的亲人只剩下他的妹妹班昭。而班超最疼爱的小儿子班勇到现在还没有踏入中土一步，班超很想在自己有生之年，能与儿子一起返回家乡，返回自己离开数十年的祖国。
班超提笔写了一份奏疏说：“蛮夷风俗，畏壮侮老。如今我已经垂垂老矣，牙齿也快掉光了，常恐年迈力衰，忽然倒下，孤魂不得回到家乡。我没有想能回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我已经年老多病，冒死胡言乱语，谨派儿子班勇随西域奉献贡物的人马回到中国，在我有生之年，让班勇能看到自己的祖国。”
但是班超的上疏却如石沉大海，将近三年过去了，没有回音。
班超的妹妹班昭，给皇帝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
“臣妾的胞兄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幸得以微功蒙皇上的重赏，天恩殊绝。班超初出西域时，怀着为国捐躯的志向，希冀建立微薄的功业，报效大汉。时遇陈睦之变，西域交通隔绝，班超孤身转侧绝域，晓喻诸国，率领其兵众，每有攻战，辄身先士卒，身被刀箭之伤，不避死亡，幸赖陛下神灵，得以延命沙漠，至今三十年了。骨肉生离，不复相识。当年追随班超的吏士，现在都已经去世，班超年龄最大，今年七十岁了，病痛缠身，头发苍白，双手麻木，耳目不明，要扶杖方可行走。即便想竭尽其力，以报答天恩，迫于老迈，也是有心无力。蛮夷之性，畏壮侮老，班超生死只在旦暮之间，如果久无人顶替，恐怕夷人会有奸邪逆乱之心。而朝廷的公卿士大夫，不肯远虑，一旦暴乱发生，班超力不能从心，上则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则弃忠臣竭力之用，这不可不令人心痛。班超在万里之外，归心似箭，引颈而盼，至今三年，却音讯全无。
臣妾听说古代十五从军，六十而还，也还有退休不任职的休闲时间。因为陛下以孝治天下，况班超身列侯伯之位，故敢冒死为之求情，乞求让班超安度余年。一旦班超生还，西域没有突然变故的担忧，国家便没有劳师远征之虑。班超曾写信与臣妾诀别，恐没有机会再见一面。臣妾着实伤感班超以壮年为国竭忠尽孝于沙漠，而在疲老之时便捐身死于旷野之中，诚可哀怜。如果朝廷置之不理，班超去世后一旦西域有变，希望班家能因为象赵母、卫姬一样因事先请罪而蒙宽赦。臣妾愚昧不知大义，触犯忌讳，陛下勿责。”
班昭既晓之以情，又动之于理，这封信终于打动了汉和帝。
永元十四年（102年），班超踏上了归乡之途。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未干。”整整三十年啊，班超已经年过七十，他一身病痛，特别是胸肋处，时常疼痛难忍（心脏病？）。这一年的八月，班超回到了洛阳，洛阳依旧繁华，歌舞升平，与西域的贫穷与荒凉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忽然觉得人生是如此的短暂，似乎三十年前在车师奇袭匈奴使团的故事，就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可见。
曾经指挥过金微山战役的将领任尚被指定了新一任的西域都护，任尚前来拜访班超，希望得到班超的指点。任尚谦虚地请教说：“阁下在外国呆了三十余年，在下有幸继承你的位置，任务艰巨，我所考虑的或有不周到之处，愿意聆听阁下的教诲。”
班超点点头，对任尚说：“老夫年老了，智力大不如从前，阁下多次为国家担当重任，班超岂敢与阁下相比。实在不得不说的话，就说几句愚昧的话了。屯居在塞外的中国士兵，大多不是孝子贤孙，而是因犯了罪而发配到那里的；而塞外蛮夷，与鸟兽一样，桀骜难驯，容易败事。阁下性格严厉而急躁，水至清则无鱼，察政如果不得要领，就容易丧失人心，所以不宜严苛，而应该要宽松简易，对于小过错不要计较，总揽大纲、把握全局就行了。”
任尚毕恭毕敬地听着，见班超不再往下说了，问道：“就这些啊？”班超点点头，任尚露出了一丝失望的表情，向班超辞行。班超见任尚远去的背影，轻轻叹一口气，他想起老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吾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任尚回去后，对自己的亲信说：“我还道班君有什么奇谋妙策，今天一听，真是太平常了。”说罢又摇摇头。
汉和帝召见班超，拜为射声校尉，但此时班超已经病情加重了，和帝时不时派人前来探望班超，并赐予医药，即便如此，班超的生命之火已经微弱到一阵风就可以吹灭了。
九月，班超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距离他回家仅仅一个月。
班超不仅是东汉时代最伟大的英雄，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他几乎仅凭个人的勇气与智慧，降服西域五十余个国家，如此伟业，空前绝后。不独中国历史，举诸世界历史，奋斗于异域，而卒能成大业的，能与班超比肩者，亦不过凤毛麟角罢了，英国的克莱武与哈斯丁斯勉强可以入选，笔者浅陋，试分析之。
克莱武（robert clive，1725～1774）为英国历史上最杰出之冒险家与军人，1751年，克莱武以五百人的英印部队（英军三百人），坚守亚科特，面对一万人的印法军队（法军一百五十人），赖其神勇表现，顶住压力，使英军最终夺得第二次卡尔纳蒂克战争之胜利。1757年之普拉西战役，复以三千人之微弱兵力（八百名英军，二千二百名印军），对抗七万人的孟加拉土邦军队，凭借分化瓦解敌军内部之谋略，土邦军队多数退出战斗，克莱武以不足四十名士兵战死之微小代价，赢得会战之胜利。此役乃是印度近代史划时代的战役，印度沦于英人之手，实由此役始。
克莱武之后，有哈斯丁斯（;hastings，1732～1818），哈斯丁斯于1772到1785年任孟加拉总督，为英国扩张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无论武功上与政治上均卓有成绩，1775年到1782年，英发动马拉塔战争，旷日持久，屡受挫折，赖哈斯丁斯之力，最后反败为胜。此家伙本为东印度公司职员，任总督期内，大力支持鸦片贸易，中国受鸦片这荼毒，与此人关系颇深。哈斯丁斯善于利用印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此正班超之手腕。
以史论史，班超之功业，超过克莱武与哈斯丁斯远矣。
班超、克莱武、哈斯丁斯颇有共同之处：英勇善断、足智多谋，充满冒险精神，富有军事、外交及政治才华，一手擎天，独撑大局。当克莱武经营印度，其背后之对手乃是强大的法国，班超经营西域，其背后之对手乃是强大的匈奴，此背景有相似之处。然而克莱武、哈斯丁斯之前，英国在印度有相当的根基，东印度公司已在印度立足百余年，不纯为商业公司，实半武装之机构。而班超入西域时，西域五十余年，无汉一兵一卒，一官一吏，其可凭借之资源，较克莱武、哈斯丁斯可谓少之又少。在西域奋斗的三十年间，班超得到政府的支援是少得可怜，最多时也仅有二千名的士兵，既没有军事上的强大后援，也没有政府在财政上的支持，所有一切，都凭他个人的才能解决。故知班超奋斗之艰辛，实远逾克、哈二人。班超以三十年时间，乃竟全功，而克、哈二人，有奠基之功，然英国独占印度，实又耗近百年之时间。
班超的成功固然有强大汉帝国为后盾，然而其个人奋斗功不可没。首先是他杰出的外交才能。他是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即信用，又狡诈，对可以信任的人是有义气的，就使他在最艰难的时候，选择了留在西域；他对背叛者以及敢犯汉强者，是狡诈的，所以诱杀疏勒王忠与焉耆王。班超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既可以判断全局的形势，又善于洞悉人性的弱点，他充分利用这种人性的弱点，恩威并施；他勇敢过人，无视生死，但不是一介莽夫，在车师杀匈奴使者，在于阗杀大巫师，在疏勒擒国王等，不仅是斗勇，也是斗智，这个智就是抓住对手的弱点所在，一击中的，迫使对手别无选择。西域国家不仅多，而且充满矛盾，班超在这些矛盾中游刃有余，借力使力，以夷制夷，即便身陷危险之中，每每能化险为夷。
另一方面，班超的军事才华对他西域事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攻陷莎车之役是班超军事生涯的代表作，在敌方援军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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