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王朝的扩张:虽远必诛 作者:醉罢君山

    大汉王朝的扩张:虽远必诛__81

    被刺,意味着南匈奴叛乱的终结。

    在句龙大人吾斯死后(144年),南匈奴叛军群龙无首,马寔乘机挥师进击,大破叛军,杀死一千二百余人,左奥鞬王台耆率南匈奴余众悉降。紧接着,失去盟友支持的乌桓诸部落共计七十余万人,也向马寔请降。

    汉帝国的北方危机,终于尘埃落定。

    然而通过这几次的危机,汉帝国的大国地位已经是摇摇欲坠了,虽然汉帝国顶住了鲜卑的进攻,顶住乌桓与南匈奴的叛乱的威胁,但是这个胜利,赢得很勉强,根本看不到当年横扫北匈奴的气势。

    鲜卑在占据了大漠南北的广阔土地之后,其崛起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只是因为鲜卑部落众多,一时尚无法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因此其中汉帝国的威胁还是有限的。而南匈奴的反复叛变,究其原因,乃是企图摆脱汉政府的控制,摆脱从属国的地位,重现匈奴昔日的辉煌之中。汉帝国与南匈奴、乌桓、鲜卑之间,有着理不清的复杂关系,四者之间反复上演联合与对抗的故事,在联合与对抗的背后,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利益。

    在这段时间中,真正可以称为主动经略的,只有班勇复通西域,然而这个所谓的“主动经略”,亦是一波三折。

    【二、班勇舌战群臣】

    从107年退出西域,东汉陷入十一年的羌战之中,到118年羌战告一段落,这段时间,西域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盘踞在西域北部的北匈奴卷土重来!

    自金微山战役后,北匈奴逃遁到了巴尔喀什湖附近,在班超担任西域都护的十年间,北匈奴根本没有机会染指西域。班超去世后二年(104年),北匈奴派遣使臣抵达洛阳,请求与东汉帝国和亲,重修呼韩邪单于的故约,但是此时的东汉政府根本不把北匈奴放在眼里,一口拒绝了。第二年(105年),北匈奴再次派出使者到敦煌,准备向东汉政府献上贡物,但仍然被拒绝。正当北匈奴居住在荒寒的北地,十分狼狈之时,天赐良机,东汉政府因为无力控制西域的叛变局面,宣布从西域撤军,北匈奴毫不犹豫地抓住这次机会,卷土重来。

    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北匈奴虽然实力大不如从前,但还是可以收拾西域的残局。到了公元119年,北匈奴以武力控制了西域,重新成为西域诸国的宗主国,并且联合西域诸国的部队,开始进攻中国的边塞。

    东汉政府不得不考虑亡羊补牢的办法。敦煌太守曹宗建议汉军再次进入西域,朝廷批准了曹宗的计划,派长史索班率一千余人进驻西域的伊吾地区进行屯垦。汉军重入西域,西域东部国家车师前国与鄯善再度归附东汉。

    这支象征性的屯垦部队很快便遭到灭顶之灾。

    公元120年三月,北匈奴伙同车师后国的军队,猛攻伊吾,在匈奴兵团的优势兵力之下,一千多人的汉屯垦部队,焉能抵挡,很快便被击破,长史索班阵亡。匈奴军队指师南下,占领车师前国,车师前王落荒而逃,匈奴再度控制塔里木盆地的北道。位于南道入口的鄯善国形势岌岌可危,鄯善国王紧急向敦煌太守曹宗求助。

    对北匈奴的嚣张气焰,曹宗义愤填膺,上书朝廷,请求出兵五千人反击北匈奴,以报索班被杀之仇,并重新夺回西域。

    朝廷中吃闲饭的公卿大夫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应当要开闭玉门关,与西域断绝关系。前线的官员力主反击,而朝廷的官员力主放弃,持秉大权的邓太后心里也没有主意(关于汉和帝之后权力中枢之情况,后文详之),她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对西域的情形最为了解。这个人是谁呢?正是班超的儿子,在西域出生成长的班勇。

    邓太后征召班勇上殿,询问班勇对此事的看法。

    班勇侃侃而谈,他先分析在汉匈战争史中西域的重要作用,是“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匈奴人把西域诸国看作自家的仓库,在汉军从西域撤兵后,匈奴人卷土重来后,“遣责(债)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直(值),严以期会”,在班超控西域以前,匈奴人每年要向西域诸国摊派各种税租,金微山之战后,匈奴战败逃遁,西域诸国就不再缴交这笔费款了,但是现在匈奴人又回来了,逼迫他们把这些年欠下的各种费款统统补缴,还在原先价格的基础上提高了一部分,作为利息,为了防止诸国抗缴,还严格规定了最后的期限。这使得西域许多国家都怀念汉帝国的恩德,想要归附汉室,却没有门路。班勇进一步指出,西域诸国之所以经常叛变,“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问题是出在汉朝官员在西域的管理不当。

    接着,班勇对曹宗的“反击匈奴”与公卿大夫的“弃西域”的两种观点各打五十大板。

    班勇说:“现在曹宗因为屯田部队的惨败而感到羞耻,急着报仇雪恨,却不知道现在的情形不同于往日。如今国库并不充实,大军出动之后,没有后继兵力,军队深入蛮荒之境,成功的机率不到万分之一,如果因此而兵祸连连,就会后悔莫急,这是示弱于蛮夷,暴短于海内。所以我认为,不能批准曹宗的请求。”

    在这里有两则背景。第一是府库空虚的背景。在此之前,从公元107年始(正好是罢西域都护这年)至118年,这十二年的时间,帝国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平定大规模的羌乱,这次平羌战争的耗费是天文数字,政府的战争支出竟然高达二百四十亿。所以班勇说国库不充实,指此。第二是是东汉兵制的背景。东汉地方武装力量极为薄弱,使得后备兵源非常少,临时征募的部队没有严格的军事训练,协同作战能力很差。这就是班勇说的缺乏后续兵力的原因。

    班勇也反对朝中大臣提出的“放弃西域”的观点,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永元年间,政府在敦煌设有西域副校尉,驻军三百人,后来撤销了,现在应当要恢复。另派遣西域长史率五百名士兵,驻屯在鄯善,向西可以控制焉耆、龟兹的交通,向南可以给鄯善、于阗这些南道国家壮胆,向北可以抵抗匈奴,向东临近敦煌。这样进可攻,退可守。”

    公卿大夫只知纸上谈兵,具体的军事措施似懂非懂,于是尚书问道:“现在设西域副校尉,有何好处?置西域长史驻屯鄯善,有何利害之处?”

    班勇回答道:“设西域副校尉与长史,目的在于管理西域胡人,并且制止汉官吏对其侵扰,以往的历史表明,这种政策使外夷归心,匈奴畏惧。现在鄯善国王尤还,他的祖母是汉人,他是汉人的外孙,如果匈奴人得势的话,尤还必死无疑。西域胡人虽然是蛮夷,但趋利避害之心人皆有之,如果我们能出兵屯守鄯善,则足以招附其心,这就是我说的好处。”

    然而班勇的主张所面对的阻力是极为巨大,长乐卫尉谭显、廷尉綦毋参、司隶校尉崔据联合攻击班勇,诘难道:“朝廷之所以放弃西域,乃是因为西域对我没什么用处,徒费朝廷的银两罢了。现在车师国已经归附匈奴人了,鄯善国也靠不住,一旦叛变,请问阁下能确保北匈奴不威胁中国的边塞么?”

    谭显等人这一诘难极其厉害,要逼班勇表态,如果班勇回答“不能保证”,那么出屯西域就变得没有意义,如果班勇回答“能保证”,那么就把出兵的风险全部由班勇一人承担。谭显等人洋洋得意,以为如此一来,班勇必定哑口无言。

    然而班勇是何许人也,岂能被谭显等人的小花招蒙骗过关,班勇从小追随父亲班超左右,他也从父亲那儿学到点本事,包括外交手腕与口才。

    班勇微微一笑,对谭显等人说:“中国设立州牧,是为了禁止郡县奸人盗贼。如果州牧能够保证所辖郡县永远没有盗贼违法乱纪,那么我也敢以受腰斩的处分来保证北匈奴不会威胁中国的边塞。”意思很明白,我们只需要做该做的事情,国家的安危,不是一个人能保证的。复通西域并不能保证匈奴人继续骚扰中国,但是放弃西域,更不能保证了。

    班勇继续分析道:“只要再通西域,那么北匈奴的势力必定被削弱,祸患肯定要轻微得多。这种结果,总比让匈奴人得到西域这块后院仓库要好得多吧。置校尉、长史是为了抚定西域、招怀诸国,不然的话,西域诸国将因为绝望而投靠匈奴,如此一来,缘边郡县必定受匈奴之患,到时河西边境的城门,恐怕又要白天关闭了(公元65年时,因为匈奴昌獗,汉边境城门只得白天关闭,不得通行)。现在如果不伸张汉家的威德,而仅仅拘泥于屯戍边关的费用问题,使北匈奴的气焰更加嚣张,这岂是保护边疆的长久之计?”

    但是反对派们还不死心,继续刁难,这次出马的是太尉属毛轸,他向班勇挑战:“如果置立校尉,那么西域诸国肯定会骆驿不绝地派遣使者前来,向我大汉帝国狮子大开口,求索无度。要是给他们援助呢,现在国库空虚,肯定无法拔款;要是不给他们援助呢,他们又要失望怨恨。一旦这些国家受到匈奴的威胁,必定还要向中国求援,那么就更不划算了。”

    班勇实在对得起父亲班超给他起的名“勇”字,面对反对派轮番的诘难,他仍然以高超的口才,游刃有余地对付,只听得他成竹在胸,不假思索地回答:“现在假如把西域送给北匈奴,使匈奴人能够感激大汉的恩德,不再侵略边疆也就罢了。否则匈奴人得到了西域诸国的庞大的税赋,还有诸国的众多的兵马,如虎添翼,寇略边关,这岂不是既送给仇敌银子,又暴增其势力么?这样做,我认为实在不值得。设置校尉,可以宣威布德,维系诸国归附大汉的信念,动摇北匈奴觊觎中原之心,也不需要耗费国家大量的财富。西域人并不会要求什么,他们就算派使者前来,顶多不过供应些饭菜罢了。如果政府放弃西域,诸国必定归附北匈奴,到时与北匈奴共同发兵入侵并州与凉州,那么中国所要花费的军费开支,何止千亿之多。”

    班勇以一敌众,口若悬河,力压群臣,博得邓太后的暗暗喝彩,而且他辩论中所说的十分有道理,即便是反对都也很难把他驳倒。朝廷公卿经讨论,由邓太后拍板,决定设置西域副校尉,下辖三百人,驻屯在敦煌。

    但是朝廷显然把班勇建议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漏掉了,班勇的意见,除西域副校尉之外,还应该派遗西域长史率五百人驻守在鄯善国以东地区,以控制南北二道。这与其说是疏忽,不如说是朝廷对“弃西域”派的妥协。

    这种妥协的结果是,西域副校尉形同虚设。连国门都没出的西域副校尉,究竟可以威慑住谁呢?这种毫无意义的威慑力,并不能制止北匈奴联合车师国的力量入寇边关,结果是河西走廊一带多次遭到入侵,百姓深受其害。

    永宁二年(建光元年,121年),班勇的支持者,执政达十五年之久的邓太后病逝。在这种政权交接的时候,免不了又是一番刀光血影,血肉横飞。充当了十四年傀儡皇帝的汉安帝岂会错失夺回大权的良机,于是乎邓氏家族成为他通往无限权力路上的最大障碍,失去太后屏护的邓氏家族没有能力来对抗皇帝,最终邓骘父子及其弟侄七人全部被迫自杀,最刺的眼中钉被汉安帝轻轻地拔去。

    安帝延光二年(123年),北匈奴又一次发兵攻打河西走廊。

    放弃西域、关闭玉门关的论调重新抬头,持这一观点的公卿大夫认为只要隔绝西域,便可以永绝外患,这种观点似乎是睁眼说瞎话。从京师外调到敦煌担任太守的张珰上书朝廷,说道:

    “臣以前在京师时,也曾一度认为应当要放弃西域,现在据守边关,才知道放弃西域则河西四郡不能独存,故而谨向朝廷献上三策:北匈奴的呼衍王经常展转于蒲类海与秦海之间控制西域,钞寇中国,现在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人屯集在昆仑塞,先发制人,攻击呼衍王,然后发鄯善兵五千人威胁车师后国,这是上策;如果不能发兵,则置军司马率将士五百人,由河西四郡提供粮食补给,出西域,屯柳中城,这是中策;如果这也做不到,就放弃交河城(车师前国的都城),将鄯善等国的百姓全部迁移到塞内,这是下策。”

    朝廷将张珰的意见交由群臣讨论,尚书仆射陈忠把班勇的话重新演绎了一番:

    “现在北匈奴已经击破车师,下一个目标必定是鄯善,如果汉府政弃而不救,那么西域诸国必定要服从于匈奴了。如若这样,北匈奴的财力必定大增,势力越大,而且南连羌人区,如果与之联手,那么河西四郡的局势就岌岌可危了。河西四郡如果危急,朝廷不能不救援,如此要耗费的人力物力,要百倍于今日。现在反对者只认为西域绝远,要安抚之则费用太大,则看不到当年汉武帝经营西域时的苦心与艰难。如今敦煌已经感觉到危机,所以远道上书告急,如不出兵相助,内则不能慰劳官吏百姓,外则示弱于蛮夷,使国事日蹙,国土日减,这不是好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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