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天
治疗第二十三天
我再也不能忽视我的皮肤了，他已经变成了深棕色，在那块治疗区我也不能剃毛发了。最后我让技术员看了，要引起她的注意做些改变。“是的”，她说，“毛囊已经坏掉了，可能是永久的，烧灼直接下到了你的声带，不过皮肤并没有过度反应，我认为你能完成治疗。有些病人因为皮肤的过度反应，我们不得不停止或延后治疗。
听了这些我觉得好多了，我不想让任何事情干扰我去完成治疗，因为我知道治疗如□扰，统计学上的成功率就是非我所希望的了。
开车回家，想到了娣。我知道许多太太都惧怕丈夫退休，因为她们忍受不了丈夫整日呆在家里的指手画脚。现在这就发生在娣和我的身上，我退休了，不能说话，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屋里坐着，我真不知道她会怎样看待。
回到家，我抓住娣，紧紧地抱着她，亲了她一口就像她二十二岁时我第一次亲她一样。她感动了，我可以尝到留在他脸颊上的眼泪。“不用担心”，我安慰她，“我一切都很好，等治疗结束，我们去旅行，也许我们去坐一次游轮。”“好的”，她说，“只是要确定船上有双人床的房间”。
一个月来，我第一次笑了，紧紧地抱住了她，我意识到我有她是多么的幸运。
治疗第二十四天
我做治疗时，她也常常来，这是一个穿戴整齐，用一块大手帕盖住头发的迷人的女人。因为我总是第一个被叫进去，所以她就有机会知道了我的名字。通常我们只是互相打个招呼，尊重着各自的隐私，但是今天她开始交谈了。“我认识你，我们在一次医学会议上见过，我是蒂姆 .塔金的太太，从梅福特来的。”“我现在想起你了”，我说，“你在做什么治疗？”“脑瘤。”“怎么发现的？”“我发了一次癫痫，医生让我做x 光断层扫描，因为他们刚有一个病人因注碘剂而死亡，而我又是对贝壳类水生物过敏，所以他们就跳过了碘剂对照。”“他们不注碘剂怎么看x 光呢？”“你说对了”，她说，“断层扫描完全正常，我开始用苯巴比妥和痛痉宁。二个月后，我在波特兰的一次会议上跌倒，于是重复了一次断层扫描，这次注了碘剂，显示出肿瘤。克杜勒医生给我开刀，但肿瘤位置太靠近生命结构而无法取除，所以我用x 线治疗。”“钴60？”“不，是直线加速器，和你一样，我的肿瘤是第四度，克杜勒医生不很乐观。”“噢，他确定不了。我有一个病人，诊断和你一样，所有的专家都摇头了。有八年了，他还活着，很好，结婚了，现在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有老婆，还刚生了一个小孩。”“这让我觉得有希望了”她说。“看来你治疗得也不错。”“我是不错，唯一的烦恼是我的头发掉了。”她微笑地说。“但愿那是你最小的烦恼吧，看我，我都秃顶了，也是治疗造成的。”
他安静的打开了手中的书，她正在阅读圣经中的‘诗篇’。但是我平静不下来，我这么多次地看到她，我们都是在一条船上，我觉得就像她的弟兄一样，所以她的遭遇使我气愤。她的医生在她这一病例上犯了严重可怕的错误，对碘过敏的严重风险是没有了，但作的失误造成了肿瘤的漏诊和延误。我的同行们没能抓住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因为一个愚笨的决定。
我曾有过许多医生和他们的家属作为我的病人。在我行医不久，有一个六十岁的老医生挑选我为他做年度体检，我们相约在医院共进早餐，他必定是对我的年轻有为印象良好，令我受宠若惊。我有的是时间可为他做一个很好的体检，但是应该是全面而小心的采集病史的时间，我们却花在餐厅里大谈咖啡经。总之，我想，他是个医生，我不该去问他令其难堪的问题。他知道告诉我什么，假如哪里有问题的话。 二天后他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在办公室，假如我仔细采集病史的话，我是不会错过这个诊断的。从那一天起，我对待医学同仁就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没有例外。我坚持自己书写所有的处方，坚持要病人报告任何细微的变化，坚持病人要按预约日期就诊。
即使是如此的小心，也并不总是万无一失的。汉姆史蒂医生的妻子得了类风湿关节炎，他让我给她看病。这位夫人才三十岁，刚当上母亲，但看起来要老的多。她早晨起床全身僵硬酸疼，肿胀的手指像十条香肠，一天还未开始，他已感到疲惫不堪。
这是一个知识妇女，汉姆史蒂夫人掌握了所有我告诉她的要点——体力和情绪的休整，有规律的物理治疗。然后我给她开了阿司匹林，我解释说，在疾病早期阶段，阿司匹林是一种可选药物，但重要的是剂型和剂量一定要正确。为了确保不出差错，我给她写了服药指示如下： 阿司匹林，每四小时三片，或，如有胃部不适，使用肠溶阿司匹林，或，如你喜欢服用缓冲型阿司匹林，每四小时三片。
我的书写是典型的医生草体，没法读，故我将这指示打印出来，又为她念了一遍，以确保她明白。一星期后她回来复诊，我看到她的样子很高兴，手也不肿了，她肯定地说觉得很好。但是她的动作却有些昏乱呆板，血检查发现她体内阿司匹林的浓度已高到危险水平，怎么回事啊？他错误的理解了我的指示，每四小时她服了三片常规阿司匹林加三片肠溶阿司匹林，又加上三片缓冲阿司匹林。她肯定是漏掉了一些剂量，要不然她本不能走进我的办公室。
治疗第二十五天
今天又是医生日，和以前的经历完全一样。你好——觉得好吗？快速地了一下头颈，然后——再见。
我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能理解病人的失望情绪，二十五元或更多钱只是换来一声你好和再见。不过，我也理解医生之所为，每天看二，三十个病人，日复一日，都已成了常轨。他就是依赖于病人自己说出问题所在，而病人恰恰害怕讲错什么惹恼了医生大人，所以病人有许多问题避而不提，害怕得到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又有谁想自己有一个‘我不知道’的医生呢。
治疗第二十六天
早晨九点整，我到达医院，候诊室空无一人。“今天不忙？”我问。“你早来几分钟就知道忙不忙了。”接待员回答我。“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上班的？”“早晨七点。”“七点？为什么这么早？”“因为我们有些病人还要赶回去工作，有一个病人开五十哩的车从沙拉姆赶来，他早晨六点离家，再回去八点钟上班。”
我感到惭愧了，从开始治疗以来，我一直没有上班。在治疗室，技术员和我打招呼，“你今天的治疗，时间要长一些，首先我们要拍一张咽喉x 光片，看看是否击中靶子。”“不是第一天都做好了吗？你们设定了机器位置和在皮肤上安了刺青标记。”“是的”，她解释说，“不过有的时候随着体重的减轻，刺青标记会移位的。”
她在说什么啊？整个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假如我的刺青标记已经移位了，也就意味着她们本没有击中目标，没有对准我的声带和肿瘤。她们已经不可能返回到从前去改正错误，因为我的皮肤已经遭受了安全所能允许的最大辐剂量。所以我说：“那怎么做才好呢？你们不能为了改正错误而给我更多的x 线照了，对吗？”“是的，不过假如我们是偏离了目标，至少我们会知道为什么失败了”。她迅速地切断了对话，“你必须等着让利特医生来检查后，我才能给你治疗。”她边说边离开房间。
我躺在这硬硬的治疗台上僵住了，我闭上眼睛让自己和现实脱离开来，我集中思想于我的病人，我的太太，我的孙儿女们，但是不幸得很，时间过得太慢，太慢。终于她回进来了，“在目标上”，她开心地说并进行继续的治疗。
我对我的医生很生气，现在知道偏离目标是件好事吗？我不明白在治疗早期为什么不检查呢，现在这个检查并不是为着我好，而是为着将来的统计，为着解释为什么我的治疗失败。
我还是不能对他们发脾气，我知道大部分医生都需要来自病人的尊敬和热爱，他们很难和脸上显现敌意的病人打交道。有经验的医生都警惕坏消息会激怒病人，所以他们都不会生硬率直的对病人说你有高血压或胃溃疡，而是说：“你有银行家们生的病，血压升高”，或者“你像大部分的高级主管一样，有个溃疡。”
每一个医学院的学生都梦想着自己有学业完成，诊断正确而光辉开业的那一天。病人见多了那些为疑难杂症而困惑的医生，而医学生总以为他们行医的第一天便会比别人更加成绩傲人，他们会做出正确的诊断，病人会对他们感恩戴德，于是新医生的声誉鹊起，成功可期。现实生活并非如此，病人不会格外的开心和感恩，尤其是严重疾病和预后不良时。
在我行医的早年，我曾受宠若惊地被医院的头儿邀请共进午餐，只有我们两人。饭间我明白了我被邀请的原因，他的一位富有而显要的病人诊断不明，也许我这位刚结束学业的年轻的新医生会有所帮助。
头儿花了整个午餐时间详细给我讲述病史，我一边听着一边跃跃欲试，我的梦想要完成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因为我在梅耶医疗中心实习时，见到过从全世界来的相似病例。
这病人得的是伯格氏病，是很少见的外周动，静脉病变（血栓闭塞脉管炎），不治疗的话会导致坏疽和失去肢体。这种疾病首先被伯格医生所描述并一度被认为仅局限于犹太裔男人。现在我们知道任何种族或宗教人士都会罹病。因为伯格医生是在纽约的西奈山医院完成了他的观察，而病人又是一位犹太男，因此产生了最初的误解。
下午我去医院看了病人，不一会儿便采集完病史，要知道我在病史上已花掉了整个午餐时间，快速的身体检查证实了我的推测，并向病人告知了诊断。
傍晚我谦虚地和娣讲了这个故事，“今天我诊断了一个伯格氏病，是一位权贵人物，其他医生都漏诊了。我的声名造成了，明天我的办公室里将会人满为患。”
我错了。我从未见过一个这位病人介绍来的患者，甚至连他自己也未曾再见过。几个月以后他的太太来为他付账。
“发生什么了？”我问。“我是很难为情地跟你说”，她说，“他拒绝付你账单，我是从我个人账户上付出的。”“他是特别的吝啬？”“不”，她继续道，“他恨你，他说在你去之前，他看了城里最好的医生，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什么病。但还是你，只花了五分钟就做出了诊断，他说你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太聪明了。更糟的是，你给了他一个犹太人的病，他没有犹太人的祖先。他拒付你的账单，而且再也不要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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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也不能忽视我的皮肤了，他已经变成了深棕色，在那块治疗区我也不能剃毛发了。最后我让技术员看了，要引起她的注意做些改变。“是的”，她说，“毛囊已经坏掉了，可能是永久的，烧灼直接下到了你的声带，不过皮肤并没有过度反应，我认为你能完成治疗。有些病人因为皮肤的过度反应，我们不得不停止或延后治疗。
听了这些我觉得好多了，我不想让任何事情干扰我去完成治疗，因为我知道治疗如□扰，统计学上的成功率就是非我所希望的了。
开车回家，想到了娣。我知道许多太太都惧怕丈夫退休，因为她们忍受不了丈夫整日呆在家里的指手画脚。现在这就发生在娣和我的身上，我退休了，不能说话，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屋里坐着，我真不知道她会怎样看待。
回到家，我抓住娣，紧紧地抱着她，亲了她一口就像她二十二岁时我第一次亲她一样。她感动了，我可以尝到留在他脸颊上的眼泪。“不用担心”，我安慰她，“我一切都很好，等治疗结束，我们去旅行，也许我们去坐一次游轮。”“好的”，她说，“只是要确定船上有双人床的房间”。
一个月来，我第一次笑了，紧紧地抱住了她，我意识到我有她是多么的幸运。
治疗第二十四天
我做治疗时，她也常常来，这是一个穿戴整齐，用一块大手帕盖住头发的迷人的女人。因为我总是第一个被叫进去，所以她就有机会知道了我的名字。通常我们只是互相打个招呼，尊重着各自的隐私，但是今天她开始交谈了。“我认识你，我们在一次医学会议上见过，我是蒂姆 .塔金的太太，从梅福特来的。”“我现在想起你了”，我说，“你在做什么治疗？”“脑瘤。”“怎么发现的？”“我发了一次癫痫，医生让我做x 光断层扫描，因为他们刚有一个病人因注碘剂而死亡，而我又是对贝壳类水生物过敏，所以他们就跳过了碘剂对照。”“他们不注碘剂怎么看x 光呢？”“你说对了”，她说，“断层扫描完全正常，我开始用苯巴比妥和痛痉宁。二个月后，我在波特兰的一次会议上跌倒，于是重复了一次断层扫描，这次注了碘剂，显示出肿瘤。克杜勒医生给我开刀，但肿瘤位置太靠近生命结构而无法取除，所以我用x 线治疗。”“钴60？”“不，是直线加速器，和你一样，我的肿瘤是第四度，克杜勒医生不很乐观。”“噢，他确定不了。我有一个病人，诊断和你一样，所有的专家都摇头了。有八年了，他还活着，很好，结婚了，现在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有老婆，还刚生了一个小孩。”“这让我觉得有希望了”她说。“看来你治疗得也不错。”“我是不错，唯一的烦恼是我的头发掉了。”她微笑地说。“但愿那是你最小的烦恼吧，看我，我都秃顶了，也是治疗造成的。”
他安静的打开了手中的书，她正在阅读圣经中的‘诗篇’。但是我平静不下来，我这么多次地看到她，我们都是在一条船上，我觉得就像她的弟兄一样，所以她的遭遇使我气愤。她的医生在她这一病例上犯了严重可怕的错误，对碘过敏的严重风险是没有了，但作的失误造成了肿瘤的漏诊和延误。我的同行们没能抓住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因为一个愚笨的决定。
我曾有过许多医生和他们的家属作为我的病人。在我行医不久，有一个六十岁的老医生挑选我为他做年度体检，我们相约在医院共进早餐，他必定是对我的年轻有为印象良好，令我受宠若惊。我有的是时间可为他做一个很好的体检，但是应该是全面而小心的采集病史的时间，我们却花在餐厅里大谈咖啡经。总之，我想，他是个医生，我不该去问他令其难堪的问题。他知道告诉我什么，假如哪里有问题的话。 二天后他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在办公室，假如我仔细采集病史的话，我是不会错过这个诊断的。从那一天起，我对待医学同仁就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没有例外。我坚持自己书写所有的处方，坚持要病人报告任何细微的变化，坚持病人要按预约日期就诊。
即使是如此的小心，也并不总是万无一失的。汉姆史蒂医生的妻子得了类风湿关节炎，他让我给她看病。这位夫人才三十岁，刚当上母亲，但看起来要老的多。她早晨起床全身僵硬酸疼，肿胀的手指像十条香肠，一天还未开始，他已感到疲惫不堪。
这是一个知识妇女，汉姆史蒂夫人掌握了所有我告诉她的要点——体力和情绪的休整，有规律的物理治疗。然后我给她开了阿司匹林，我解释说，在疾病早期阶段，阿司匹林是一种可选药物，但重要的是剂型和剂量一定要正确。为了确保不出差错，我给她写了服药指示如下： 阿司匹林，每四小时三片，或，如有胃部不适，使用肠溶阿司匹林，或，如你喜欢服用缓冲型阿司匹林，每四小时三片。
我的书写是典型的医生草体，没法读，故我将这指示打印出来，又为她念了一遍，以确保她明白。一星期后她回来复诊，我看到她的样子很高兴，手也不肿了，她肯定地说觉得很好。但是她的动作却有些昏乱呆板，血检查发现她体内阿司匹林的浓度已高到危险水平，怎么回事啊？他错误的理解了我的指示，每四小时她服了三片常规阿司匹林加三片肠溶阿司匹林，又加上三片缓冲阿司匹林。她肯定是漏掉了一些剂量，要不然她本不能走进我的办公室。
治疗第二十五天
今天又是医生日，和以前的经历完全一样。你好——觉得好吗？快速地了一下头颈，然后——再见。
我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能理解病人的失望情绪，二十五元或更多钱只是换来一声你好和再见。不过，我也理解医生之所为，每天看二，三十个病人，日复一日，都已成了常轨。他就是依赖于病人自己说出问题所在，而病人恰恰害怕讲错什么惹恼了医生大人，所以病人有许多问题避而不提，害怕得到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又有谁想自己有一个‘我不知道’的医生呢。
治疗第二十六天
早晨九点整，我到达医院，候诊室空无一人。“今天不忙？”我问。“你早来几分钟就知道忙不忙了。”接待员回答我。“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上班的？”“早晨七点。”“七点？为什么这么早？”“因为我们有些病人还要赶回去工作，有一个病人开五十哩的车从沙拉姆赶来，他早晨六点离家，再回去八点钟上班。”
我感到惭愧了，从开始治疗以来，我一直没有上班。在治疗室，技术员和我打招呼，“你今天的治疗，时间要长一些，首先我们要拍一张咽喉x 光片，看看是否击中靶子。”“不是第一天都做好了吗？你们设定了机器位置和在皮肤上安了刺青标记。”“是的”，她解释说，“不过有的时候随着体重的减轻，刺青标记会移位的。”
她在说什么啊？整个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假如我的刺青标记已经移位了，也就意味着她们本没有击中目标，没有对准我的声带和肿瘤。她们已经不可能返回到从前去改正错误，因为我的皮肤已经遭受了安全所能允许的最大辐剂量。所以我说：“那怎么做才好呢？你们不能为了改正错误而给我更多的x 线照了，对吗？”“是的，不过假如我们是偏离了目标，至少我们会知道为什么失败了”。她迅速地切断了对话，“你必须等着让利特医生来检查后，我才能给你治疗。”她边说边离开房间。
我躺在这硬硬的治疗台上僵住了，我闭上眼睛让自己和现实脱离开来，我集中思想于我的病人，我的太太，我的孙儿女们，但是不幸得很，时间过得太慢，太慢。终于她回进来了，“在目标上”，她开心地说并进行继续的治疗。
我对我的医生很生气，现在知道偏离目标是件好事吗？我不明白在治疗早期为什么不检查呢，现在这个检查并不是为着我好，而是为着将来的统计，为着解释为什么我的治疗失败。
我还是不能对他们发脾气，我知道大部分医生都需要来自病人的尊敬和热爱，他们很难和脸上显现敌意的病人打交道。有经验的医生都警惕坏消息会激怒病人，所以他们都不会生硬率直的对病人说你有高血压或胃溃疡，而是说：“你有银行家们生的病，血压升高”，或者“你像大部分的高级主管一样，有个溃疡。”
每一个医学院的学生都梦想着自己有学业完成，诊断正确而光辉开业的那一天。病人见多了那些为疑难杂症而困惑的医生，而医学生总以为他们行医的第一天便会比别人更加成绩傲人，他们会做出正确的诊断，病人会对他们感恩戴德，于是新医生的声誉鹊起，成功可期。现实生活并非如此，病人不会格外的开心和感恩，尤其是严重疾病和预后不良时。
在我行医的早年，我曾受宠若惊地被医院的头儿邀请共进午餐，只有我们两人。饭间我明白了我被邀请的原因，他的一位富有而显要的病人诊断不明，也许我这位刚结束学业的年轻的新医生会有所帮助。
头儿花了整个午餐时间详细给我讲述病史，我一边听着一边跃跃欲试，我的梦想要完成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因为我在梅耶医疗中心实习时，见到过从全世界来的相似病例。
这病人得的是伯格氏病，是很少见的外周动，静脉病变（血栓闭塞脉管炎），不治疗的话会导致坏疽和失去肢体。这种疾病首先被伯格医生所描述并一度被认为仅局限于犹太裔男人。现在我们知道任何种族或宗教人士都会罹病。因为伯格医生是在纽约的西奈山医院完成了他的观察，而病人又是一位犹太男，因此产生了最初的误解。
下午我去医院看了病人，不一会儿便采集完病史，要知道我在病史上已花掉了整个午餐时间，快速的身体检查证实了我的推测，并向病人告知了诊断。
傍晚我谦虚地和娣讲了这个故事，“今天我诊断了一个伯格氏病，是一位权贵人物，其他医生都漏诊了。我的声名造成了，明天我的办公室里将会人满为患。”
我错了。我从未见过一个这位病人介绍来的患者，甚至连他自己也未曾再见过。几个月以后他的太太来为他付账。
“发生什么了？”我问。“我是很难为情地跟你说”，她说，“他拒绝付你账单，我是从我个人账户上付出的。”“他是特别的吝啬？”“不”，她继续道，“他恨你，他说在你去之前，他看了城里最好的医生，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什么病。但还是你，只花了五分钟就做出了诊断，他说你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太聪明了。更糟的是，你给了他一个犹太人的病，他没有犹太人的祖先。他拒付你的账单，而且再也不要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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