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巡抚王承裕由沈阳前往丹东，其主要目的并非是巡视领地。而是基于当前行政区划的改变。
朝鲜王国的平安道目前划归辽东布政司，平壤府在其中（和之前的方案有调整）。咸镜道划归渤海布政司。
剩下的朝鲜布政司还剩六个道。之后全部要改为府、县制度。
王承裕前来丹东，亦是要和即将动身，启程前往汉城任职的朝鲜总督王阳明见面。
…
…
平壤府是朝鲜王国的重镇。王守仁自去年十月底攻下这座重镇就一直呆在这里。
至此差不多有四个月的时间。
他这段时间非常清闲，也就是处理下平壤城的政务，剩余时间都在读书。
十一月份时是等张昭在汉城出结果。等完成兼并朝鲜王国，他被张昭表奏为朝鲜总督，又需要等朝廷决策。政务，他其实管得不多。都是交给下属。
此时，朝鲜王国的官员们都还在位，还在干活。而到开春之后，大明的官吏则是纷纷抵达。他更有空闲时间。
丹东城的建设，目前都是新军营的后勤官员方储在负责协调，兴建起辽东自金州之外的另一座港口城市。
城内，官衙之后的庭院里，王阳明在竹林前徐徐的踱步。他早年曾经有学习程朱理学格物致知，对着竹子格的故事。因而，他在平壤城中住这几个月，对这片竹林特别喜欢。
这些天，他一直在读书。倒不是读四书五经。他是响当当的两榜进士，而且名次在二甲前列。若非是父亲在翰林院任职，他也不会进六部当“观政进士”，而是会直接进翰林院当翰林。
或许，这样他的人生又是另外一条路。当然，他其实并不在乎未来是否能当宰辅，位极人臣。他的兴趣在“经学”，在军事。
他这些天读的书，都是张昭在凤凰城见他时，给他带来的京中各种报纸、杂志。上面的文章基本就是大明最新的学术动态。
譬如：张昭所创办的京师大学。其名下就有两本杂志，一个月一期，在各县城的邮局接受天下士民的订阅。分别叫做：《经济》、《数学》。
这基本就是对着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的缺点穷追猛打。
儒学有一个很核心的思想，叫做“重农抑商”。历代王朝都是这么干的。先秦时期的法学集大成者韩非子更是点名“商人”为五蠹之一，危害社会，危害国家。
但是，京师大学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理论。如果只是运输商人、二道贩子，这确实是不必提倡的，要课以重税。比如：当下最赚钱的生意：海贸。但是制造业却可以增加社会商品，带来就业，税收，造福百姓。
这些学者以纺织、钢铁产业、酒业来举例，得到一批人的拥护。
而如今大明在张昭的影响之下，确确实实正在走这条路。叫做：无农不稳，无商不富。正在大力的发展手工业，并提出要以机器来代替人力，提高社会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这一整套的理论严重的冲击着自两汉以来奠定霸主地位的儒学体系。
满朝诸公因为国家的财政问题都很务实的选择支持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征收商税，来弥补亏空，同时逐步的减轻农民的负担。这里没有用百姓。
因为百姓现在被细分为很多种：手工业者，工人，农民，小商人等等。现在讲“与民争利”，大部分读报纸的人都会想一想，这个“民”到底指的那些人！
如果说《经济》的理论，是非常务实的，且极大的冲击着儒学的体系，促使士林大儒们深思，想要为圣人补全这一块理论。
那么《数学》则是把程朱理学冲击的七零八落，其影响力更甚。
经济学，比较是一个理论性的学说，谁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没有一定之标准。验证起来比较困难。
但数学就不同。对就对，错就是错。而且君子六艺，数学本来就是包含在其中的。只是所有的读书人都没有想到，数学发展到高深的阶段，会如此的艰涩，又如此的严谨，完全是一个新的天地！
程朱理学的核心观点，万物皆有理。从而衍生出理、气、数、道等观点。
那么，数学，就是完全的、直白的，把这个“理”揭示在所有人的面前。对就对，错就错，完全不容狡辩。
这个把理学给坑惨了。但凡读书人，心里都有点数，亚圣他老人家的数学估计是一团糟。
大明的河东派为何如此兴盛？远超其他学派。比如陕西的三原学派等等。其核心原因就是：大儒薛瑄在努力的“修正”理学的缺陷：理只在气中，决不分先后；天下无无气之理，亦无无理之气。
其中就包括补齐在数学上的短板。
但《数学》一出，河东派几乎被人反对者冠以“空谈”之学。无论是理、气，都被归纳为数学公式，无须这种玄之又玄的说法，直接可以表达出来，写的明明白白！
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因而，吸引了很多大明的读书人。
额外说一句，看各种笼统的历史资料，总说“明清”是儒学的黄昏，压抑人性，巴拉巴拉一堆。这是大错特错的！请把“明”从这些个话中摘除掉！
大明的读书人压抑个屁哦！能不能理解“诲淫诲盗”这个词？大明读书人最喜欢干这个。特别是明末时，商品经济的发达，其风气之张扬、开放，说一句“城会玩”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真正压抑的是满清，和大明有个毛线的关系。
大明的儒学，前有薛瑄断然的“修正”朱熹的理论。后有王阳明提出的“心学”，跳出理学的框架。一个个都是敢于挑战学术权威，“我注六经”的人物。
所以，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儒学在大明并没有固化，还是有人在不断“修正”其理论。用现在术语，就叫“xxx主义的中国化”。对比起来，就叫做：孔子学说的大明化。
《数学》对河东派的冲击很大，但同样的有人在汲取其中的营养，来丰富自己的学说。
如今大明流传着一句话，据说是张昭在某次去京师大学视察时说的“哲学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王阳明在竹林处来回走着。他也在思考他的理论。
他读书多年，两榜进士，自身的知识体系还是在儒学框架之内。但是：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
所以，他和赞同程朱理学的观点：万物皆有理。但是如何去获得、认知“理”，现如今的“科学”、“数学”，都是通过“格物”的方式，但是他认为应当是通过自己来获得。
何解？
致良知。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在竹林处转悠累了，坐下来思考了一夜的王阳明忽而大笑，“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
…
“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
然其辞官、复起、镇守、用兵，于圣人之教，且信且疑。
十七年春，守仁得（张）昭书，闲居于平壤，苦读四月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
——《新明书》，王守仁传
朝鲜王国的平安道目前划归辽东布政司，平壤府在其中（和之前的方案有调整）。咸镜道划归渤海布政司。
剩下的朝鲜布政司还剩六个道。之后全部要改为府、县制度。
王承裕前来丹东，亦是要和即将动身，启程前往汉城任职的朝鲜总督王阳明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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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府是朝鲜王国的重镇。王守仁自去年十月底攻下这座重镇就一直呆在这里。
至此差不多有四个月的时间。
他这段时间非常清闲，也就是处理下平壤城的政务，剩余时间都在读书。
十一月份时是等张昭在汉城出结果。等完成兼并朝鲜王国，他被张昭表奏为朝鲜总督，又需要等朝廷决策。政务，他其实管得不多。都是交给下属。
此时，朝鲜王国的官员们都还在位，还在干活。而到开春之后，大明的官吏则是纷纷抵达。他更有空闲时间。
丹东城的建设，目前都是新军营的后勤官员方储在负责协调，兴建起辽东自金州之外的另一座港口城市。
城内，官衙之后的庭院里，王阳明在竹林前徐徐的踱步。他早年曾经有学习程朱理学格物致知，对着竹子格的故事。因而，他在平壤城中住这几个月，对这片竹林特别喜欢。
这些天，他一直在读书。倒不是读四书五经。他是响当当的两榜进士，而且名次在二甲前列。若非是父亲在翰林院任职，他也不会进六部当“观政进士”，而是会直接进翰林院当翰林。
或许，这样他的人生又是另外一条路。当然，他其实并不在乎未来是否能当宰辅，位极人臣。他的兴趣在“经学”，在军事。
他这些天读的书，都是张昭在凤凰城见他时，给他带来的京中各种报纸、杂志。上面的文章基本就是大明最新的学术动态。
譬如：张昭所创办的京师大学。其名下就有两本杂志，一个月一期，在各县城的邮局接受天下士民的订阅。分别叫做：《经济》、《数学》。
这基本就是对着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的缺点穷追猛打。
儒学有一个很核心的思想，叫做“重农抑商”。历代王朝都是这么干的。先秦时期的法学集大成者韩非子更是点名“商人”为五蠹之一，危害社会，危害国家。
但是，京师大学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理论。如果只是运输商人、二道贩子，这确实是不必提倡的，要课以重税。比如：当下最赚钱的生意：海贸。但是制造业却可以增加社会商品，带来就业，税收，造福百姓。
这些学者以纺织、钢铁产业、酒业来举例，得到一批人的拥护。
而如今大明在张昭的影响之下，确确实实正在走这条路。叫做：无农不稳，无商不富。正在大力的发展手工业，并提出要以机器来代替人力，提高社会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这一整套的理论严重的冲击着自两汉以来奠定霸主地位的儒学体系。
满朝诸公因为国家的财政问题都很务实的选择支持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征收商税，来弥补亏空，同时逐步的减轻农民的负担。这里没有用百姓。
因为百姓现在被细分为很多种：手工业者，工人，农民，小商人等等。现在讲“与民争利”，大部分读报纸的人都会想一想，这个“民”到底指的那些人！
如果说《经济》的理论，是非常务实的，且极大的冲击着儒学的体系，促使士林大儒们深思，想要为圣人补全这一块理论。
那么《数学》则是把程朱理学冲击的七零八落，其影响力更甚。
经济学，比较是一个理论性的学说，谁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没有一定之标准。验证起来比较困难。
但数学就不同。对就对，错就是错。而且君子六艺，数学本来就是包含在其中的。只是所有的读书人都没有想到，数学发展到高深的阶段，会如此的艰涩，又如此的严谨，完全是一个新的天地！
程朱理学的核心观点，万物皆有理。从而衍生出理、气、数、道等观点。
那么，数学，就是完全的、直白的，把这个“理”揭示在所有人的面前。对就对，错就错，完全不容狡辩。
这个把理学给坑惨了。但凡读书人，心里都有点数，亚圣他老人家的数学估计是一团糟。
大明的河东派为何如此兴盛？远超其他学派。比如陕西的三原学派等等。其核心原因就是：大儒薛瑄在努力的“修正”理学的缺陷：理只在气中，决不分先后；天下无无气之理，亦无无理之气。
其中就包括补齐在数学上的短板。
但《数学》一出，河东派几乎被人反对者冠以“空谈”之学。无论是理、气，都被归纳为数学公式，无须这种玄之又玄的说法，直接可以表达出来，写的明明白白！
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因而，吸引了很多大明的读书人。
额外说一句，看各种笼统的历史资料，总说“明清”是儒学的黄昏，压抑人性，巴拉巴拉一堆。这是大错特错的！请把“明”从这些个话中摘除掉！
大明的读书人压抑个屁哦！能不能理解“诲淫诲盗”这个词？大明读书人最喜欢干这个。特别是明末时，商品经济的发达，其风气之张扬、开放，说一句“城会玩”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真正压抑的是满清，和大明有个毛线的关系。
大明的儒学，前有薛瑄断然的“修正”朱熹的理论。后有王阳明提出的“心学”，跳出理学的框架。一个个都是敢于挑战学术权威，“我注六经”的人物。
所以，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儒学在大明并没有固化，还是有人在不断“修正”其理论。用现在术语，就叫“xxx主义的中国化”。对比起来，就叫做：孔子学说的大明化。
《数学》对河东派的冲击很大，但同样的有人在汲取其中的营养，来丰富自己的学说。
如今大明流传着一句话，据说是张昭在某次去京师大学视察时说的“哲学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王阳明在竹林处来回走着。他也在思考他的理论。
他读书多年，两榜进士，自身的知识体系还是在儒学框架之内。但是：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
所以，他和赞同程朱理学的观点：万物皆有理。但是如何去获得、认知“理”，现如今的“科学”、“数学”，都是通过“格物”的方式，但是他认为应当是通过自己来获得。
何解？
致良知。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在竹林处转悠累了，坐下来思考了一夜的王阳明忽而大笑，“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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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
然其辞官、复起、镇守、用兵，于圣人之教，且信且疑。
十七年春，守仁得（张）昭书，闲居于平壤，苦读四月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
——《新明书》，王守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