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好问抿了一口茶，接着丁海山的话头说道。
“又回到此前的话题。我刚才说了，某些人屁股是歪的，所以一味地强调自有竞争的好处，却有意无意地掩盖它的坏处。有些人可能是天真，读书读傻了，以为我们按照西方说的做了，幸福自有的生活就马上降临。却忘记了欧米资本的目的，是来赚我们的钱，不是做慈善带领我们致富的。他们可以给我们虚无空洞的自有皿煮等理想啊，追求啊，反正不用花钱。要让他们真金白银掏钱出来，愿意吗？口惠而实不至，谁都会做...”
丘好问端起热茶壶，给岳安宁和丁海山的茶杯分别斟满，继续说道：“我也一直在强调，做任何事情不能一刀切。金融监管不完全放开，保护我们的财富不会被肆意掠走，但是又不能管得太死。金融其实是一泉活水，它能带来创新和发展。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不能简单粗暴了，必须花心思。”
“我们既要看远方，又要顾着脚下。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路是最重要的。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蛊惑。因为被怂恿去的路可能是沼泽，被劝上的高速干道可能就是断头路。蛊惑你的人他也没走过，两张嘴皮一碰，张口就来，不用负任何责任，后果需要我们自己承担。
“以前我们是摸着苏维埃过河，现在我们是摸着米帝过河。所以浅尝即止，只学皮毛不行；邯郸学步，全盘照抄也不行。南橘北枳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很多人都不懂。这世上，永远没有最完美的制度，只有最适合的。而这个适合，需要到处学习，取长补短，更要随着环境和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人们之所以不愿改变，是因为害怕未知。但历史唯一不变的事实，就是一切都会改变。”
“好问，你这句话说得很有见地。”岳安宁点点头道，过了一会，琢磨过一番的他摇摇头道：“这些问题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只是这样，对于我们领导干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了。”
听完岳安宁的感叹，丘好问鼻子一哼道：“要是某些人以为当官还跟欧阳修一样，正事不做，跑去写什么《醉翁亭记》附庸风雅，那就真正搞笑了。”
岳安宁听出他话里的牢骚，笑了笑，不再往下说了。
丁海山这会已经听出两人跟自己谈这些话题的深刻含意来。同时，他真的对自己老板的手眼通天感到钦佩。
聊了几句，岳安宁又转移了话题，聊起房地产市场来。
“城市经营得方向是没错的。从欧米到曰翰等发达国家，他们的例子无一不证明，城市扩大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只有城镇化，大部分的人民居住在城市里，生活水平容易提高，医疗教育保障的措施也容易实施。就是普法和法治建设，也相对容易很多。”
“岳叔你感受很深啊。”丘好问开着玩笑说道。
“那是当然。我在读大学时，参加过几次团中央组织的贫困山区帮扶工作，在太行山区、秦巴山区都待过一段时间。感受过那些村民的纯朴善良，也被他们的愚昧无知和自私自利气得想打人。后来深刻反思，发现是闭塞和恶劣的环境迫使他们如此。讯息闭塞，经济落后，不仅物质匮乏，精神生活也极度空虚，所以思想才会被那些愚昧和无知给占据了。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不得不自私自利，否则很难存活下去...”
“所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丘好问接言道，“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自然而然地才会把精神文明提上去。看看现在某些杂志，天天拿我们国家的百姓和老外比，说我们的素质有多差。”
“这些家伙也不想想，我们的人民刚填饱肚子，就要去跟吃了几十年牛奶牛肉的老外们比素质，这公平吗？而且又总是拿我们最差的跟他们最好的比。我有假期就在米国各地和欧洲各国旅行，做社会调查。深刻见识过，欧米国家快乐教育出来的老百姓是有多棒槌！”
“那你可以把这些故事写出来，投稿给那些杂志啊。”岳安宁笑呵呵地说道。
“没用的。我当时还是从米帝那边投稿过来，以一位留学米国的华人身份。有的还附带了照片。可是全部石沉大海，甚至还有编辑回信，不客气地指责我。有机会到了米国，就应该把那边的美好情况介绍给同胞，而不是昧着良心胡编乱造。把我气的，我这都有图有真相，他们却说我造谣。他们写的那些华盛顿砍樱桃树；中曰夏令营；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等等故事，就成了真实事件了？”
“这些家伙，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维方式里，一点辨别能力都没有，也不想有。只看得到别人的好，看不到别人的坏；只看得到自己的不足，却看不到自己的长处。如此偏见固执，还自诩独立思考。”
丘好问突然想起什么来，“说到这里，我想起丁哥说的秦池的事情，有几点感想。那些文人，包括传媒从业者，有很不好的习惯。要么自诩风骨，喜欢跟强势对着来。只要是强势机构说的，就是错的，凡是它们做的，都是罪恶。仿佛不这样，就无法体现出他们人格之独立，铁骨之铮铮。”
“要么依附强势，阿谀奉承，从不帮忙检讨和发现错误。一旦依附对象出问题，马上反戈一击，还美名其曰反思和纠错。而人们的本性又偏向弱者。认为只要是弱者就肯定是善良的，是可饶恕的。与此对应，只要是强者，就必定带有原罪。却从来不去想，人和事物都有两面性。”
岳安宁哈哈大笑，“好问这一席话，虽然很尖酸刻薄，但说的确实有道理。某些文人的嘴脸就是如此。这世上，什么工作最好做？批评家！什么事都能找到错误和漏洞，做个批评家，最简单不过了。要他们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建议来，却是东拉西扯，原形毕露。”
“岳叔说得没错。这世上的事，原本就是知易行难，何况他们连知的阶段都没有达到，只需要说。站在道德大义的高度，什么都能装进他们的框里去。西方国家的舆论，也莫不是如此。”
“又回到此前的话题。我刚才说了，某些人屁股是歪的，所以一味地强调自有竞争的好处，却有意无意地掩盖它的坏处。有些人可能是天真，读书读傻了，以为我们按照西方说的做了，幸福自有的生活就马上降临。却忘记了欧米资本的目的，是来赚我们的钱，不是做慈善带领我们致富的。他们可以给我们虚无空洞的自有皿煮等理想啊，追求啊，反正不用花钱。要让他们真金白银掏钱出来，愿意吗？口惠而实不至，谁都会做...”
丘好问端起热茶壶，给岳安宁和丁海山的茶杯分别斟满，继续说道：“我也一直在强调，做任何事情不能一刀切。金融监管不完全放开，保护我们的财富不会被肆意掠走，但是又不能管得太死。金融其实是一泉活水，它能带来创新和发展。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不能简单粗暴了，必须花心思。”
“我们既要看远方，又要顾着脚下。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路是最重要的。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蛊惑。因为被怂恿去的路可能是沼泽，被劝上的高速干道可能就是断头路。蛊惑你的人他也没走过，两张嘴皮一碰，张口就来，不用负任何责任，后果需要我们自己承担。
“以前我们是摸着苏维埃过河，现在我们是摸着米帝过河。所以浅尝即止，只学皮毛不行；邯郸学步，全盘照抄也不行。南橘北枳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很多人都不懂。这世上，永远没有最完美的制度，只有最适合的。而这个适合，需要到处学习，取长补短，更要随着环境和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人们之所以不愿改变，是因为害怕未知。但历史唯一不变的事实，就是一切都会改变。”
“好问，你这句话说得很有见地。”岳安宁点点头道，过了一会，琢磨过一番的他摇摇头道：“这些问题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只是这样，对于我们领导干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了。”
听完岳安宁的感叹，丘好问鼻子一哼道：“要是某些人以为当官还跟欧阳修一样，正事不做，跑去写什么《醉翁亭记》附庸风雅，那就真正搞笑了。”
岳安宁听出他话里的牢骚，笑了笑，不再往下说了。
丁海山这会已经听出两人跟自己谈这些话题的深刻含意来。同时，他真的对自己老板的手眼通天感到钦佩。
聊了几句，岳安宁又转移了话题，聊起房地产市场来。
“城市经营得方向是没错的。从欧米到曰翰等发达国家，他们的例子无一不证明，城市扩大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只有城镇化，大部分的人民居住在城市里，生活水平容易提高，医疗教育保障的措施也容易实施。就是普法和法治建设，也相对容易很多。”
“岳叔你感受很深啊。”丘好问开着玩笑说道。
“那是当然。我在读大学时，参加过几次团中央组织的贫困山区帮扶工作，在太行山区、秦巴山区都待过一段时间。感受过那些村民的纯朴善良，也被他们的愚昧无知和自私自利气得想打人。后来深刻反思，发现是闭塞和恶劣的环境迫使他们如此。讯息闭塞，经济落后，不仅物质匮乏，精神生活也极度空虚，所以思想才会被那些愚昧和无知给占据了。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不得不自私自利，否则很难存活下去...”
“所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丘好问接言道，“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自然而然地才会把精神文明提上去。看看现在某些杂志，天天拿我们国家的百姓和老外比，说我们的素质有多差。”
“这些家伙也不想想，我们的人民刚填饱肚子，就要去跟吃了几十年牛奶牛肉的老外们比素质，这公平吗？而且又总是拿我们最差的跟他们最好的比。我有假期就在米国各地和欧洲各国旅行，做社会调查。深刻见识过，欧米国家快乐教育出来的老百姓是有多棒槌！”
“那你可以把这些故事写出来，投稿给那些杂志啊。”岳安宁笑呵呵地说道。
“没用的。我当时还是从米帝那边投稿过来，以一位留学米国的华人身份。有的还附带了照片。可是全部石沉大海，甚至还有编辑回信，不客气地指责我。有机会到了米国，就应该把那边的美好情况介绍给同胞，而不是昧着良心胡编乱造。把我气的，我这都有图有真相，他们却说我造谣。他们写的那些华盛顿砍樱桃树；中曰夏令营；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等等故事，就成了真实事件了？”
“这些家伙，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维方式里，一点辨别能力都没有，也不想有。只看得到别人的好，看不到别人的坏；只看得到自己的不足，却看不到自己的长处。如此偏见固执，还自诩独立思考。”
丘好问突然想起什么来，“说到这里，我想起丁哥说的秦池的事情，有几点感想。那些文人，包括传媒从业者，有很不好的习惯。要么自诩风骨，喜欢跟强势对着来。只要是强势机构说的，就是错的，凡是它们做的，都是罪恶。仿佛不这样，就无法体现出他们人格之独立，铁骨之铮铮。”
“要么依附强势，阿谀奉承，从不帮忙检讨和发现错误。一旦依附对象出问题，马上反戈一击，还美名其曰反思和纠错。而人们的本性又偏向弱者。认为只要是弱者就肯定是善良的，是可饶恕的。与此对应，只要是强者，就必定带有原罪。却从来不去想，人和事物都有两面性。”
岳安宁哈哈大笑，“好问这一席话，虽然很尖酸刻薄，但说的确实有道理。某些文人的嘴脸就是如此。这世上，什么工作最好做？批评家！什么事都能找到错误和漏洞，做个批评家，最简单不过了。要他们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建议来，却是东拉西扯，原形毕露。”
“岳叔说得没错。这世上的事，原本就是知易行难，何况他们连知的阶段都没有达到，只需要说。站在道德大义的高度，什么都能装进他们的框里去。西方国家的舆论，也莫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