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万人手举着烛光,形成绵延数十公里长的光龙,这个场面够壮观吧?去年底,在一个十九岁的德国青年纵火烧死了三个土耳其人之后,全德大大小小的城市都举行了烛光之夜,人们立在寒冷的街头,也不说话,只是让闪烁的烛火表达他们心中对死者的哀悼、对凶手的谴责。
    海德堡街头,年轻的女学生把一朵一朵的白玫瑰送给过路的外国人。"白玫瑰"是二次大战期间反纳粹的地下学生组织,事发后,学生领袖全被处死。海德堡的女学生选择了白玫瑰,这个充满历史回忆的象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场。
    我接过一支白玫瑰,想到当年那些为了反抗政治暴力而牺牲自己的热血青年。不觉黯然。这一朵脆弱的白玫瑰,面对今天的暴力,又有多少力量?
    三个星期前,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放了一把火,烧死了五个土耳其妇女和小孩。烛光没有了,白玫瑰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派别的混混冲上街头打砸商店、纵火烧车、群殴混斗。
    烛光和白玫瑰的存在,表示社会大众对自己的力量还有信心,认为平常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当这个"大多数"站出来的时候,那少数的害群之马就会望风而逃。五月这场大火,是给社会"大多数"一记响亮的耳光。烛光和白玫瑰除了使"大多数"自我感觉良好之外,得不到实际的效果。无力感油然而生,像一片黑云,压着人心。
    该怎么看待德国的排外风潮?
    首先就是焦距的问题。接二连三的纵火事件之后,各国媒体反应不同。英法国内排外事件不断,所以媒体对德国也较为平淡,只谈个案,不加太多评语。在美国媒体的呈现中,事态就严重得多,好像新纳粹主义有成为社会主流的可能。以色列媒体更是情绪激昂,将德国和南非相比,要求联合国对德国采取经济制裁。而德国媒体本身,则典型地充斥着一片自我检讨的声音。
    欧美各国对德国都有一个特别的历史情结。几乎在五月纵火杀人事件的同时,法国有两个土耳其人的工厂被人纵火夷为平地,后者却不会成为国际大新闻,因为德国是现代的该隐,额上烙着杀人的印记,她的举动不得不受人特别看待。而在六八年以前,德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态度,和今天的日本人差不多:回避、躲闪。六八年,年轻一代起而反抗旧有的制度和价值,德国才逐渐地走上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道路。到八十年代,对纳粹历史的全盘否定和批判遂成为盖棺论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在自我批判和否定成为绝对标准的同时,一个新的禁忌tabu也形成了——就是对纳粹主义的任何同情或谅解。活过纳粹时期的父母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在学校里被教过"万恶的纳粹"的子女也不愿、或不忍,追问上一代的过去。一种集体罪恶感这个禁忌,到九十年代还像一个发炎的肿处,碰不得,一碰就起全身痉挛。
    这个发炎的肿块是德国特有的历史包袱,使德国人特别显得紧张。在任何国家,甚至包括犹太势力强大的美国,你都可以想象在一个社交场合上,某个大嘴巴开始讲犹太人的笑话,以取得哄然一笑的效果。在德国,别说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大嘴巴,就是找到了,笑话出口之后,他看见的可能是一张一张铁青的脸。
    这个历史包袱,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太重了一点,所以才有科尔总理的名言:"后生者无罪",为下一代减轻负担。可是他没有办法防止人去触犯那个禁忌——那个禁忌目标也太大了。
    失业的、失学的、没有家庭温暖的、心里朦胧着反抗冲动的少年和青年,找寻发泄的目标。他怎么样可以轰轰烈烈地干一下,让全世界为他震动?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里,是绝对绝对碰不得的,一碰就要天崩地裂?答案太清楚了。在德国,强奸、放火、杀人、抢劫,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都只是一般社会新闻,连乱伦、杀父杀母,都只是犯罪学家和社会学者关怀的小领域。在这个国家,只有一件事能造成轰轰烈烈的效果:那就是杀人,而且必须是杀外国人。
    只要杀的是外国人,肯定上的是第一版头条新闻,而且不只是国内新闻的焦点,也是国际媒体的宠儿:街头巷尾,莫不谈论,举国为之震动。
    牵涉到排外事件的德国人,百分之七十是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少年。这些青少年,和极左的赤军不同,没有组织的带领也没有政治理念的支持。他们多半来自低收入阶层,失业,失学,酗酒。去年纵火杀人的十九岁青年拉尔斯,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母亲在他九岁那年自杀死亡,他就在扶养中心长大,一向是个问题儿童。五月犯案的是十六岁的克里斯强,没有父亲,母亲常换伴侣。他解释自己恨外国人的动因:母亲从前有个情人,他很喜欢。那个人经营的加油站有次被人抢了,据说是被外国人抢了。克里斯强被警方逮捕时,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看德国的排外风潮,必须有这么一个历史焦距:在对纳粹历史进行自我批判的过程中,德国文化形成了一个绝对的禁忌。对禁忌挑战,不管是理性的或盲目的,其实是青少年阶层的特色。九十年代由青少年主导的反外风潮,究竟有多少是属于法西斯理念的推动?有多少是属于青少年对一个庞大禁忌的盲目反抗?还等时间来澄清。不考虑这个禁忌形成的历史背景而遽下断语:日尔曼民族主义复苏、希特勒精神复活、纳粹主义横行德国等等,恐怕都是未经深思的危言耸听之辞。
    值得担心的是,危言耸听造成影响,将原来已经森严的禁忌再加几道锁,而导致更强的反弹。每次事件发生,就有人提议将所有极右党派指定为非法集团,以杜绝影响。真那么做了,无非使地上活动转流地下,更难监督和控制。禁忌不化解而增强,犹如在发炎的肿块上涂辣椒水,恐怕只能诱使青少年更想狠狠咬它一口。
    以"平常心"看待德国的排右暴力?欧美各国尚做不到,德国人自己也做不到。事件发生,德国正派媒体极少自我辩护说,他们英国美国法国种族问题一样严重云云.反倒只是不断地自我鞭策,讨论如何让外国人可拥有双重国籍、如何给予外国人投票权、如何教育下一代更宽容这种"好孩子"的反应举止,也和那个禁忌有关——德国人必须做个世界村里的好孩子,他必须被打不还手,被骂不回嘴,理性而自制。
    任何心理学家都可以告诉你,在这么强大的制约压力之下,那个好孩子不变成问题儿童才怪!事实上,杀人放火的拉尔斯和克里斯强就是九十年代的德国问题儿童。就欧美其他各国来说,德国人的集体罪恶感或许是驴背上一个包袱,压着不让它乱蹦,可是包袱太重,驴要反抗闹病的。
    写到这儿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么说,日本那头驴子可更理直气壮地不驮它该驮的包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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