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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年了!你怀念那个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国家吗?"选择西德或是东德,"东柏林长大的作家史勒辛格说,"就譬如要我选择霍乱或是鼠疫,选择一个豪华的或是普通的大黑坑"东德不值得怀念,统一更不值得庆祝。只是每当电视上西德人将东德说得如此不堪,好像30年的人生都是一场不好笑的笑话,他就觉得彻底的受不了。
    "西德和东德只是金钱的结合,新婚夜或许有几度性高潮,接下来的4年却是夜夜强暴。老实说,我并不在乎东西德的结合,只是头痛怎么结合了就无法再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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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德时代炙手可热的作协领导康特说:我不跟你虚伪,坦白地说吧!对,我不得不怀念那被抹掉的国家,而且一丁点儿也不后悔曾经为她投入一切。
    当年康特的书风行一时,东欧各国争着翻译抢印,还是全国莘莘学子的必读作品;现在,书绝版,没有人愿意再印。
    不是由于言论箝制,而是,改朝换代之后,人的价值观和品味也翻个了,没有人还认得出作品的意义。
    他所怀念的,其实不尽是独裁政治或共产制度,而是他自己的意义和重量;可是他自己的意义和重量,只有在独裁政治和共产制度中才能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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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资、反美、反霸权、反跨国公司、反殖民主义、反消费主义、认同第三世界.
    你在说陈映真吗?
    不是,我在说海涅穆勒(heinermuller),东德时代首屈一指的剧作家。身为东德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精英,他曾经反资、反美、反霸权现在,那个主义国家从他脚底下被抽走,他仍旧反资、反美、反霸权只是,现在,所有他反对的东西:资本主义、美国、霸权、跨国公司、殖民侵略全部化身为德国的统一。对穆勒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栽培出来的精英而言,德国的统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扩展霸权、推广殖民的策略运作的结果。
    1989年革命前夕,就有作家发出警告:"我们输了,就要被麦当劳吞掉!"东德的主义果然"输"了,诗人遂发出叹息:
    社会主义走了,约翰走路来了!
    sozialismusgeht,johnnywalkerkommt!
    约翰走路代表了西方所有的罪恶。而这充满罪恶的西方文明(文明,注意,不是文化),却要吞噬掉远远比它优越的德东文化。
    究竟什么是德东文化呢?东柏林的精英告诉你:德东文化是质朴自然的、生机活泼的、开放诚恳的、重精神不重物质、讲合作不讲竞争的、不造假不媚俗的。西方文明(德西,只是美国集团的一部分,没有独立自主的个性,所以不必单独称德西文明),则由于高度工业的发展,是雕琢假造的、呆滞单调的、虚伪做作的、重物质不重精神、讲竞争不讲合作、庸俗而诌媚的。
    怀旧,尤其是思怀一个永远沉沦的旧,使这些昔时精英不愿意承认,或许在两个强烈的黑白对比中其实有一大片复杂的灰色地带。捧着受伤的感情,他不愿意承认:不管是东边人还是西边人,或许大多数的人其实都藏身在那个说不清的灰色地带。
    可是,要承认这个灰色地带,对一个自尊受严重损伤的人来说,真正是情何以堪!什么都失去了,谁还忍心去吹灭他头上那一圈道德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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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革命都是误解的结合。
    东德的精英作家掌着大旗走在群众前头,倾盆大雨中跃上临时搭起的木架对群众讲话,他们心里想的,是自由、民主、尊严(当然,也有许多人心里和嘴里是两回事,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出于对一个乌托邦的不满,名之:社会主义,他们呼吁建立另一个乌托邦,名之:有人性面貌的乌托邦。
    群众热情的、激昂的回应,使作家感叹,觉得他拥抱了土地和群众,也被群众和土地拥抱。他并不知道,热情激昂的群众心里所想的,不是有人性的乌托邦,而是,唉,而是吃香蕉草莓奇异果的自由。是为了香蕉草莓奇异果,人们踩蹋了柏林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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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柏林作家的怀旧,是一种腐败。有人说。
    他们怀旧,因为他们是专制政体中的特权分子。作协在后面撑着腰,他们有使自己觉得重要的作家餐厅,有直接接触权力核心的管道,有异议者梦想不到的发言权利可是他们的特权,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他们怀旧,证明他们腐败。
    我觉得不这么简单。我是说,道德的棍子别下得太快。东德"亡国"以来,东柏林书摊上突然充斥着童年的书。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人往过去寻找慰藉,恐怕是人之常情。回顾过去,往往有心理治疗的药效,因为梳理历史能帮助困惑的人厘清现在、窥见未来。国破山河在的东德作家突然开始缅怀童年——一条河、两株老树、织毛衣的老奶奶、呼喊喂鸡的母亲——将破碎山河用童年的色笔重新组合、复原。让它发出朦胧的温柔的光彩,你说是腐败,我说是作者和读者集体治疗不可或缺的一步。
    在国破山河在的最痛苦的时刻,童年的记忆会在每个人心深处点亮一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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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何况,东柏林所怀念的旧,不见得一定是那个如今已失败了的政权(从前,许多人以能和那政权代表握手拍照为荣)。他们可能只是模糊的、感性的,怀念一段无忧无虑的人生。
    东德,是一个巨大的幼稚园;人们的生老病死鳏寡孤独全部由国家照顾,犹如穿围兜吃手指的孩子们把一切放在老师的手里。社会主义国家的百姓没有失业的恐惧,幼稚园的孩子们也不怕时间到了有谁会吃不到点心。孩子们无忧无虑,东德百姓过得也是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日子。当年,除了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没有;现在,除了没有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有——失业、房租、水电费、不安全的未来
    谁不怀念无忧无虑的时光——管他妈的哪个制度?!
    东柏林人怀念共产党政治的东德时代,你不能因而说腐败,就如当年有些台湾人怀念日本天皇统治的日据时代,你不能因而说他奴性,一样的道理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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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之后,德国开始追究东德秘密警察的活动,调查所有曾经和公安部合作的线民。穆勒说,这种"秋后算帐"是一种卑鄙的阴谋:西德试图籍此制造东德人的集体罪恶感、羞耻感,进而迫使东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低头,心甘情愿的接受殖民!统一,其实是西方对东德这类"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面侵略和占有。
    共产政权用各种手段铲除异己,这个过程叫做"清算"。倒过来民主政府(你看,我不用"政权"这两个字)用各种手法(你看,我不说"手段")将思想上仍旧依附共产主义的人(你看,我没说"异己")从权力结构中剔除(我不说"铲除"),这个过程,叫做"拨乱反正"。那么谁来决定这是清算斗争还是拨乱反正呢?当然是那赢的一方,谁赢了,谁就得到诠释历史、界定历史的权利。令东柏林的遗老精英所寝食难安的是,他们警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诠释权。
    历史的诠释权失去了又怎么样呢?它比香蕉草莓奇异果、比约翰走路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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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8月,台湾汉民族据守虎头山武装抗暴,被日本殖民政府严厉镇压,逮捕两千人,其中800人在临时法庭上宣布死刑。是为西来庵事件。
    九岁的杨逵,和大人躲在紧闭的门后,窥视日军的炮车轰轰地驶过。
    过了很久以后,我成为中学生时候,搜求小说及其他书来看,其中有一本日本人秋译鸟川所写的台湾匪志,此书把西来庵事件写成"匪贼讨伐",明明是对迫害的反抗,为什么变成"匪贼讨伐"呢?我有了非常强烈的疑问为了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希望透过小说写出真相。
    这是杨逵成为作家的开始——他要争回历史的诠释权。
    从日本人手中争回的权利却又让跨海而来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夺走。在国民党的主笔下,台湾的本土历史呈现一片模糊空白,二二八事件成为新版本的"匪贼讨伐":日文被禁之后,一代旧朝精英,如杨逵,如吴浊流,其声音都被剥夺: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自己成为边缘人,所有的定义由别人来下,连否认拒绝的权利都没有。
    1990年,德国统一了,西德文化吞噬了东德。被统一的知识精英站在急流中,眼睁睁看着脚下本土文化的沙洲不断地被冲击流失,几乎不再有落脚的寸土——他们已经开始了内在的、心灵的流亡,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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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杨逵的后代,又逐渐夺回了那个权利。二二八的历史已经重写,坊间充斥着"我爱台湾"的书。
    在此同时,突然有一个幽幽的声音:
    "从前,他们不会冲着你说闽南语,知道你不会。现在,他们根本不甩你,你不会,就不必留在这里,台湾现在是阮在当家!写台湾文学史,更离奇了,外省作家连名字都没有了,好像我们根本没在台湾活过,外省人的历史一片模糊空白"
    哈,你看,绕着绕着又绕回来了!幽幽说话的人,我称之为"民国遗老",是未来的旧时精英。如果像1946年国民政府禁日语一样,未来的台湾掌权者开始罢黜北京话,"民国遗老"会发现: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他已成为边缘人,一切的定义由别人来下,心灵的流亡从这里开始。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诠释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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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战争、斗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和分裂只是浮浅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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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精英们,等着九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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