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影响,那么说明--写作之人,当耳听八方事,眼观普世人,并且,还要善于也将自己置于众生相中。对于世相,有时写作之人当站得高些;有时写作之人当趋近前去;有时写作之人,当取一种低姿态观察和睽注;更有时,写作之人当与笔下人物发生感情的互动……
    记得上周的下课你和另外一同学伴我走向校门时说:“原来生活中便每有写作的素材,全靠自己敏感到了没有。”
    这是很有悟性的话。我很欣慰你悟到了这点。
    从《“她”的故事》,到《阳光计划》,到《午夜》,你的长足进步,老师是多么高兴。
    依我想来,在我们全班,你可能是最无什么“自己事”可写的同学。你有较高的想象的能力,有缜密的理性思维能力。当我们从影视蒙太奇的角度欣赏中国古诗词时,你举例说到了“离离原上草”,并谈出了时空蒙太奇的欣赏角度,令我印象颇深。当我讲解我自己一篇小说的情节产生的过程时,你指出,身为老师的人,不太可能当众说某句话,那意见也是对的。可惜我当时没太理解,稿已寄出。过后细想,才悟到你是对的……
    你要多多关注现实,使你的眼、你的心、你的思想,常对现实处于反应敏感的状态。如我常比喻的,像海星那般。
    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常给天南地北的友人写信,征集创作素材,契诃夫、莫泊桑,都曾那样。一个人头脑的想象力是有限的,生活中却往往蕴涵着无尽的可为创作提供素材的人、事。敏感的写作者从生活中去发现,包括从日常交谈之中获得。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的念头,也是听来的乡下事件促发的……
    说到底,小说、戏剧、电影,乃是咀嚼生活的结果加上想象力亦即虚构之能力充分开发--两者相结合的现象。缺一个条件便不能长久下去。
    习写的过程,也是思考世间诸事的过程。而这种思考足以提升人对世上诸事的认识水平--相信你已有所体会……
    致吴弘毅同学
    弘毅:
    在今天这个重理轻文,甚至简直可以说有点儿“鄙文”的时代,你和某“一小撮”,亦即《文音》的“创始”者们,分明地,依然对“文学”二字一往情深,并且不仅仅停留在欣赏,还尤其一往情深地舞文弄墨,这真是中文教师的幸事。
    你和“一小撮”,又都继续成为我们选修班的学生,这真是我们选修班的幸事,也真是我这位老师的幸事。因为,倘教师所面对的学生,内心并不喜欢文学,而又成了中文学子,于是每每内心沮丧,似乎是心口永远的疼;那么,对于教与学双方,除了用“不幸”来形容,还能怎么说呢?
    而你们又都是男生。这一点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的经验告诉我--大学男生对文学一往情深者,十之八九可能是从小就开始了的事情。
    那么,情形肯定是这样的--你们乃因从小喜欢上了文学,才没法同样程度地喜欢数理化;而不是反过来,由于没法喜欢数理化,才从高二分班后开始与文学发生非“亲密接触”。
    这就好比香港凤凰电视台那一档叫做《非常男女》的节目:男士一排,女士一排,相向而坐,编了号码;有男士选了一号女士,一号女士说,对不起我已经选了二号男士;于是他又选二号女士,二号女士说,对不起我选了三号男士;于是他的目光又望向三号女士……
    我想将文学比做《非常男女》节目中容貌最不靓丽的一位女士,衣着发式也显得很不入时--而你们这些家伙的目光,一上场就盯在了“她”身上,一开口就异口同声毫不害羞地承认--“打小就爱上了她,盼着长大和她交友这一天!”心里想的是,巴不得马上和她拜天地成亲入洞房。
    问你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她”,你们也只能回答:“因为她的名字叫‘文学’!”或最多补上一句,“因为她的‘气质’!”
    我呢,好比是“文学”这位女士的忠仆,我家“小姐”被你等厚爱,我当然欣慰。
    以上是多少有些玩笑的话,绝无对我们选修班一概女生的歧视。恰恰相反,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班女生都很懂事,都有良好教养,亦都可爱。只是,女生们集体太文静了。在我的课堂上,你们大可造次,多点儿活跃。倘不,以后你们几乎一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对于人生,那确是憾事。
    让我再来谈弘毅。我们从你已见诸同学们自办的报刊的诗文中,知道你从中学时起,已是校刊的主办者了。难怪你在我们的大学,又办起了《文音》。
    依我想来,你对文学的一往情深,当是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崇尚开始的。毫无疑问,你是我们选修班上古文功底最好的同学。你对中国古典文学之精华究竟涉猎了多少,我不详知。但我猜测,若考试作一篇文言文的文章,你大约会是全班获第一名。倘我也和同学们一起考,以1000字为限的话,你的分数很可能在我之上;
    3000字为限的话,我的分数肯定高于你的分数。3000字的古文是大文章了,我那时只有往文言中大注白话“水分”,而你那时恐怕要暗暗叫苦没那么多要表达的,驾驭文言的能力倒还在其次了……你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崇尚,分明地,也太过地偏重于修辞方面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修辞魅力,自是不消说的。而古文的谋篇之美,载负思想和情感以及写景咏物叙事刻画人物的独特之美,也往往令人赞叹不已。而你在这方面的消化理解,尚嫌稚嫩。但你才大三,来日方长,不必苛求自己。只不过若考研成功,当更努力钻研之。
    你的古体诗写得很棒。我写不出来。
    但你用现代的词汇来描写现代生活、表达现代思想和情感的文采,稍逊于你写古体诗时的行云流水,才气横溢。
    因而,你要加强用现代的词汇来描写现代生活、表达现代思想和情感的实践。
    不知你作为《文音》的掌门人,发现这样的情况没有--我们的同学在行文中,惯用形容,而少见比喻。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形容往往是靠现成的词来体现的。形容之词是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课堂上学来的,或从书中看来的。故形容的语文能力,基本上是对形容之词的应用能力。好比技工对于各式各样的螺母、螺钉、扳钳等工具的应用能力。在技工,没有足够丰富的那些应用之物和应用经验,就不能成功组装较复杂的机械。在写作,没有足够丰富的词汇量和遣词造句的灵气,就不能写出一篇好文章。
    但比喻则不同。比喻是联想思维的能力。是将某事物恰当精妙地比做另一事物,从而使人对某事物产生更深印象的经验。它的前提是对丰富的社会现象和自然万物平素细致观察的宝贵积累。没有这一种观察,没有这一种积累,便没有联想,因而难有比喻。
    如“二人相向,势不两立”--倘形容之,可曰“彼此虎视眈眈”、可曰“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可曰“恨不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而倘比喻之,往往这样写--“像斗鸡场上难分胜负的两只公鸡,恨不得一嘴就将对方的眼珠子啄出来!”或者,“像一条眼镜王蛇遇见了赤链毒蛇,恨不得立刻就将对方吞入腹中”。又如,若写一人嘴大,倘形容,可曰“一口塞得进一个馒头”;倘比喻,干脆就写“河马一样的嘴”。
    中国是世界上形容词最多的国家。故中国学生从小学习语文,教和学双方都十分重视形容。久而久之,词汇量倒是渐渐多了,但主要是学会了应用前人留给我们的现成的词。由于缺少比喻能力的训练,因而联想之能力也衰减。一个成语,千百年以来代代用之,便没了最初的魅力。许许多多的成语,其实已成了日常语,成了广泛而又广泛的公用语。
    而外国尤其西方语言中,形容词是有限的。所以他们的学生从小学习“语文”,强调的是联想的能力,比喻的能力。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米里哀神父的妹妹和女管家“一个像天使,一个像鹅”,“鹅”--比喻得多形象,对应于“天使”,妙趣横生;进而写米里哀神父妹妹的单薄而气质圣洁的样子,“仿佛是用光和影造就的,有一些血肉,仅够表明她的性别。再加上一点儿凡人的气息”,天使的形态,跃然纸上。林语堂先生在一次演讲时说,“演讲应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也是精妙的比喻。
    有时形容似乎与比喻分不大清。比如“蛾眉”、“樱唇”、“如笋玉手”,最初当是比喻,后来百千年间不断被公用,于是仿佛成了形容。《三国演义》中写刘备的形象是“两耳垂肩,双手过膝”,此形容也;写张飞的形象是“豹头、燕额、环眼”,此比喻也。苏东坡做诗打趣苏小妹:“未出堂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形容也;清人龚好古,有诗才,然以诗句自谦曰“螳螂误入琴工手,鹦鹉虚传鼓吏名”,比喻也。我们的古人,其实是极善比喻的,可以说个个都是比喻的大家。
    他们留下的精妙比喻太丰富多彩了,我们用现成的还用不过来,所以反倒退化了在语文方面的比喻能力,也使那些起初极智慧极生动的比喻,渐渐退化成了公用的形容。在今天,即使读一篇好的文章,也往往是引古多于自己头脑中产生的“专利”比喻。
    一条精妙的比喻,那一定是不与前人重复的,因而是极新鲜的;它一定是自己的,不是应用现成的,因而更是“创造”式思维的产物,不是公用的联想。
    弘毅,对你讲这些,不是说全班只有你最不善于比喻,而是借此机会,指出同学们中普遍存在的写作现象。
    你的古文基础好,这是硬于别人的一手,再留心观察,培养自己的联想能力,加强比喻之训练,就两手都硬了。
    所以,倘考上了研,也不妨在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的同时,看几部外国的小说。现在不必。现在你们打算考研的同学,更应集中精力。
    我建议你将来读一读雨果、巴尔扎克和狄更斯,还有大仲马。他们都是生动形象的比喻的大师,也都是细节的大师。也许有人会对你说,大仲马才算不上大师呢。那也不要紧。他在比喻方面不是比我们高吗?高者即吾师也,我们应取这种态度。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到沙威警长时,除了特别具体地描写他的五官,又这样比喻:“沙威在严肃的时候是一条看门狗,在笑的时候是一头老虎。”因为他笑时,“不仅露出牙齿,而且牙龈也让你看得一清二楚,在鼻子周围挤出一圈圈凶狠的皱纹,就像野兽的吻端。”
    雨果的小说中,还时时可见这样的文字:“被命运压得抬不起头的人是不向后看的,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跟在他们后面的总是噩运。”
    这与修辞水平已没什么关系,而是思想水平了。同学们的作业也罢,发表在《文音》或《来园》上的作品也罢,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开头总是较好,甚而很好,1500字后,往往显得力有不逮。仅仅有修辞的基础,几乎必然这样。
    你的此篇作业,存在三点不足:第一,朱自清的引言太长;第二,诗、画借用也多;第三,似乎不明白,主人公绝不是吴惊,而是汪星。写汪星当用七分笔墨,写“我”用三分即可。写不好汪星,就写不好“我”。而不是反过来,似乎写好了“我”,也便写好了汪星。
    试着改一改,看会改成什么样子。引了那么大一段朱自清的话,也终究还是别人眼中“可爱的女人”的条件罢了。试着写写汪星在自己眼中的可爱,看自己能不能写出更好的细节,更多的精妙之笔……
    我对你的要求,自然是高于别人的。
    《文音》上发表你们“一小撮”的作品,要一次次见进步,一次比一次水平整齐才好,对不?
    不必再交我看,改过,直接交德术发即是。当然,我的意见也不全对,自己感觉改哪处好,怎么改好,听凭自己的感觉即是。但这些日子别累着了……
    致裴春来同学
    小裴:
    你的诗写得不错,这是不消说的。我虽然不是诗人,但欣赏诗的水平还是有些的。何况认为你有诗才的还有杨牧--他可在《星星》诗刊当了近20年主编了,他是中国著名诗人,且是我的朋友--他的评价,比我的评价有权威性。
    我在课堂上谈到你的诗时,曾觉很有点儿“雨巷诗人”戴望舒的诗风。此由衷言也。我比较喜欢戴氏的诗。喜欢他那一种情感婉约,表达细腻,弥漫着淡淡的忧郁之美而又不过分缠绵的诗风。
    你的诗颇有戴氏之诗的意韵。景、境、情--此诗之三昧也。你的诗中都是包含了的。“情”中蕴涵着诗思。
    然现今的时代,早已不是一个诗的时代。诗人们都似走失在社会游艺场的孩子。游艺场根本不是诗人们喜欢的地方,连习惯之往往也不能够。他们总在试图走出游艺场,但当整个社会已变得近乎一个大游艺场了,他们又如何走得出去?
    所以我理解,你虽为学子,心中也定有诗人们那一种苦闷和迷惘,尽管你从未说。
    要将诗和天**诗的人分开是不容易的。别人不大能做到,他们自己也是。正如倘不许我写作,即使让我去过贵族的生活,我也活不了多久的。
    我以为,诗人们摆脱苦闷和迷惘的最好方式,便是一方面尽可依然写诗,另一方面,将诗意注入到文学的其他体裁中去。在现今的时代,诗人应为人们提供诗性的散文、小说,等等。这会滋润并丰富散文、小说的表现力。
    许多诗人都已这样做了。你这名爱诗的中文学子也已开始写散文了,这是很应鼓励的尝试。你的《独角兽》,当算一篇寓言体小说。它是有些诗意的,但立意模糊不清。文学的任何一种文本都是有魂魄的。所谓立意、主题、思想性便是。它有时是单一又明确的,呈现在短篇小说里往往是这样;它有时又是多重的、一言难尽的,呈现在长篇小说里往往是那样。
    模糊不清和多重性、复合性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一部长篇小说,也许不同的一章便包含有不同的主题;也许前几章根本不涉及任何主题,而只编织人物关系,只将刻画人物作为首要任务;到了它的中间部分,多种主题思想才一下子纷呈出来。
    短篇做不到这一点,也不能那样要求短篇。但并不意味着一概的短篇因而便可无立意、无主题、无思想性。
    某些短篇看似无立意,其实是有的。那往往是一类唯美倾向的或情感特质鲜明的短篇。在这样的短篇中,美上升为一种主题,情感得到了一种思想性的诠释,立意完成得较为含蓄。
    在这样的时候,几乎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所多次提到的别林斯基的那句话--“如果所谓主题干扰了人物塑造,那么作家可以不考虑主题是什么”--才是一句有的放矢的话。
    比如《孔乙己》。人物本身即立意,即主题,即体现了作家本身所要表达的全部思想。
    在上个学期,我曾主张你们可以不管什么体裁特征,不考虑什么主题立意,动笔写来就是。对于你们的作品的点评,我也多赞长处,少评不足。每评,三言两句带过而已。
    上学期是以鼓励为主。这学期应有所要求。否则,同学们的水平将没有提高,我也对不起大家。
    从上学期的作业来看,《父亲》、《少年与邮差》、《天意》、《爱尔兰咖啡》、《幸福的女人》、《一双鞋子》、《父亲的天空》,都是有立意,有主题,有思想性,而且表达得都比较好的作品。
    但不久前,你和弘毅的两篇作业,按照这学期的较高的要求,都有同样一种欠缺。这两篇作业,第一,是可以改好的;第二,不改好便发在《文音》上的话,已与你们所应达到的水平不相符,所以你们理应改好。然现在“非典”猖獗,你们也不便必改,千万不要当成任务,还是要以身体为重。情况特殊,《文音》这一学期不出也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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